硝煙彌漫闖花旗

一、天上掉下來一點餡餅屑

年輕時家境清貧，一般只是做留學夢，很少考慮到真正出國留學。1943、1944年，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西方戰線已逐漸勝利在望，而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則仍然吃緊。國民黨統治區里，政治上專橫腐敗，經濟上通貨膨脹日益嚴重，1941—1944年，物價指數增長近37倍。外匯市場上，官價20元法幣兌換1美元，黑市則要200元法幣。許多國民黨上層人物及其親朋的子女，紛紛開后門買官價外匯去美國鍍金。由于太猖狂，一時群情激憤，輿論嘩然。國民政府對此也不好完全不理。為平民憤，于是舉辦自費留學考試。凡被錄取的人，都可以購買官價外匯留美。不過，蔣介石政權算盤打得精，它想把購買官價外匯留學的人都變成“自己人”。1943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國外留學自費生派遣辦法》，規定自費生出國留學，一律由教育部統一管理。同月，成立留學生考選委員會，并于12月11—13日舉行了中國首屆自費留學（實即留美）考試。教育部同時還規定：購買官價外匯，除要有自費留學考試及格證外，還要有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受訓一個月的結業證書。這就是要洗洗這些準留學生的腦筋，迫使其參加國民黨，忠于國民黨政權。我當時自然不想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多少有點猶豫的是如何籌措購買外匯的經費問題。當時國民政府規定，自費留美學生第一次可購買4400美元；2000美元作制裝費和旅費，2400美元作第一年學費和生活費。雖然是官價，購買4400美元也需要88000法幣，而我是很難籌得這筆經費的。當時在重慶中央大學任助教的老同學劉后利不僅自己決心大，也一再鼓勵我下決心。他說：先考了再說，經費慢慢想辦法。于是，我就參加了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辦的第一次自費留學考試，并且很順利地被錄取了。我報考的是社會學專業。

考試成功后，我就開始籌措經費，并準備進中央訓練團受訓。為籌措經費我想了很多辦法。首先是寫信給曾答應資助我求學的初中老師陳范九，但他告訴我那時他已無能為力。我又找到我的堂叔劉世澤和族兄劉小濤，他們提供了一些幫助，但都杯水車薪，無濟于事。最后還是劉后利設法解決的。我們在中央訓練團受訓時，該團教育長是蔣介石黃埔愛徒王東原。我們受訓結業時，王被任命為湖北省政府主席。劉后利通過關系聯系上了王東原，把我們一批共同通過首屆自費留學考試的湖北同鄉（其中有后來成為著名進步作家的葉君健）找在一起去王家，王東原很有禮貌地接見了我們，并且答應將我們改為湖北省公費生，由湖北省政府提供大部分購買外匯所需經費，條件是將來學成回國后在湖北省工作。這樣，我們就從國民黨四大家族攫取的那些龐大無比的餡餅上獲得一點碎屑，在硝煙仍然彌漫的日子里，意外地獲得一次闖蕩花旗國的機會。

1944年5月，我們在中央訓練團受訓一個月。實際上，國民黨的這種洗腦法，也是“機關算盡太聰明”。試想，我們這些準留學生學員，大多是和國民黨關系比較疏遠的青年知識分子，思想上一般傾向自由主義，不僅絕無意于當“黨棍”，有的人還參加過反對國民黨專制腐敗的愛國學生運動，短短一個月，用一套毫無深度、毫無思想價值的膚淺說教，通過一些我們深為鄙視的“黨棍”的講授，就能說服我們哪怕是半心半意地為貪污腐朽的國民黨的利益服務嗎？這種洗腦法，豈不是緣木求魚！不過看起來，中央訓練團里也有比較明白的人。我們留學生班的班主任是國民黨陸軍的一個師長，名叫王鐵漢，他是一個堅定的抗戰派，曾在九·一八事變中違抗上級命令與日寇作戰。他有較高文化水平與較強正義感。也許是同情我們，不僅對我們很客氣，上軍事訓練課時，總是喊“請立正”“請稍息”，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對待我們很不喜歡因而也不認真的課堂學習。總之，他知道我們的心理，所以幫助我們輕易地就混得了一張可以買官價外匯的中央訓練團結業證書。這一個月的訓練，國民黨的收獲，就是把未曾被迫加入國民黨的人變成了掛名的國民黨黨員。

中央訓練團受訓的事，曾經惹起一點麻煩。美國有的人借口國民黨給我們洗過腦，表示不愿意接受我們去學習。后來經過疏通，美國人大概也了解到國民黨的洗腦法不起作用，就同意接受我們了，不過延遲了半年時間。1944年10月或11月，在歡送我們出國的大會上，教育部部長陳立夫致詞時，講到舉辦自費留學考試是為了給所有大學畢業生以平等競爭的機會。當時坐在他旁邊的張治中站起來插話說：“是的，以前的確不公平。我有個兒子，既未經考試，也未到中央訓練團受訓，就找陳立夫伯伯幫忙，買官價外匯到美國留學去了。”陳立夫一聽這話，就忙扯張治中袖子，讓他不要講。當時，我們不了解張治中思想情況以及他和陳立夫的政見分歧，感到十分驚奇，一直覺得難以理解。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張治中一系列表現，這個謎底才揭開了。

4年半以前，我帶著遺憾和希望來到重慶。4年半以后，我懷著憧憬和對家人的深深留戀離開了這座讓我撞南墻的山城。此時，大女兒劉東兩歲半，大兒子劉南半歲。離開前，原來和妻子說好，她不去機場送行。但后來我了解到，在1944年11月某個凌晨我去機場后，她還是禁不住趕去了。不過，當她趕到機場時，我們的飛機早已起飛了。

二、滿街神牛，8雙牙筷

我和一批同榜留學生離開重慶時，坐的是一架僅能容納約20人的小型軍用飛機。在昆明停留了幾個小時，然后直飛印度的加爾各答。機上沒有正式座椅，很不舒服，在加爾各答降落時有的人嘔吐。辦完過境簽證手續后，我們在加爾各答逗留了幾天。作為一個來自半殖民地的旅客，我對印度這個英國老殖民地所受的長期剝削和壓迫，是十分同情的，心理上不大想看到它的缺點。但在加爾各答遇見的兩件事，一直使我心頭不快。一是大街上雖然滿是現代化建筑和交通工具，但也游蕩著許多怡然自得、旁若無人的牛群。印度人認為它們是“神牛”，不僅給它們讓路，還讓它們自由自在地當街大小便，污染環境。英國人統治印度那么多年，不知干涉了印度的多少事務，而這種尊牛為神、有損于人的生活質量的迷信，卻仍讓它原樣保存著。作為宗主國統治者的英國人不關心殖民地人民生活質量是好理解的，而印度人自己也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覺醒到廢棄這種迷信，則令人心有不安。另外是一件小事。我準備請所居旅館服務員代我發一封家信報平安，同行友人告訴我，加爾各答小偷特別多，旅館服務員不一定規矩，最好是自己去寄。我心里認為，不應當這樣看待一般的印度服務人員，還是將買郵票的錢和信交給了一位服務員。但可惜的是，后來我家里的確沒有收到這封信。是否有其他原因我不敢肯定，但我也不能否定這位服務員辜負了我的信任。

由于戰爭原因，我們不能從加爾各答直接乘船，于是坐火車去孟買。這個城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件事。一件事是，我記不清孟買華僑是怎樣知道我們過境的。他們為我們舉行了一次盛宴，誠摯親切，并對我們寄以深深的希望，期待我們將來能為祖國的富強作出貢獻，十分感人。同樣感人，甚至更感人的是第二件事。因為印度象牙制品比較便宜，我在孟買買了8雙象牙筷。那位老售貨員知道我的身份后，坦率地批評我道：“你們國家現在處境艱難，人民生活困苦，你們首先應該想的是到美國后好好學習，而不應該先買這種奢侈品。”乍聽此言，有點逆耳，但仔細一想，卻令我汗顏。作為營業員，這位異國老人不是吹噓其商品物美價廉，勸誘我多買，卻批評我買他的商品。大概因為我們同是殖民者的受害人，愛其同類之故。直到如今，我仍然感激、敬重他。第三件事是，有一天去參觀天葬場（當地的習俗：人死后送往天葬場，讓老鷹啄食而盡），臨到附近，只見天空禿鷲盤旋，我再也不忍心前進一步，怵然而返，心里久久難安。

三、見證了下流、偏見、惡意的并不愉快的航程

我們在孟買乘的是一艘5000噸美國運輸艦，票價似是150美元（最多不超過200美元）。為躲避水雷，該艦不得不繞道而行，曾兩次過赤道。艦上極悶熱，加之風浪大，艦體顛簸，不少人嘔吐不止。艦上乘客多為美軍官兵，此外有避難的猶太人。中國人除我們留學生外，還有一批赴美受訓的空軍駕駛員和華僑、僑眷。艦上伙食單調，生活枯燥。一間軍官休息室有較多娛樂設備，雖不禁止中國留學生進入，但那些軍官們并不友好的、似乎帶有優越感的面孔，使我并無多少參與的興致。即使是過圣誕節，也未引起我這個在大學里學過英、美文學課程的人的好心情。有幾次經歷，還讓我揪心不已。

我的下鋪是—個曾在中國作戰的美國大兵。他為人隨和，態度也不算不友好，但我沒想到他的趣味那樣低級，對婦女那樣不尊重。他幾次向我談他在云南排隊等候嫖妓的經歷，并請我看他保留的大批下流照片。

還有兩件牽涉到中國同胞的事：一是我曾看到兩個美國大兵押著一個據說患精神病的赴美受訓的中國飛行員回禁閉室；二是一位在艦上去世的中國人尸體被拋入海中。前者使我一再思索那位精神病人患病的原因，有時不禁想起在小說中讀過的偽造精神病歷虐待不聽話或持異見的人的故事；后者使我油然憶起明代學者王守仁著名的《瘞旅文》，為那位據人們猜測是個赴美淘金的死者興起一番不小的傷感。

由于繞道，這艘運輸艦航行40余日，才于1945年1月初到達美國的洛杉磯。途中曾在大洋洲的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島和澳大利亞停留，我都沒有上岸。在洛杉磯上岸后，美國海關檢查我十分簡單的行李，硬要我為那8雙象牙筷繳納10美元的進口稅，使我不禁又憶起那位孟買老營業員的忠言。

晚上，我躺在旅館的床上，回想起這次漫長、乏味、有時心情很沉重的旅程，渾不似此前某些留美先行者描繪的那種充滿憧憬、希望、浪漫情調的經歷。是戰爭的原因嗎？也許是！

四、既是天堂，也是地獄

我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烽火中離開祖國，到地球的另一面人稱“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的美國來闖蕩。在這敏感的時代，耳聞目及的，乃是與我一向習以為常的大異其趣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新的生活必然促使我產生新的思考。

我在洛杉磯大約逗留了兩天。雖然當時美軍和美國軍需品正在為反法西斯戰事作出重大貢獻，但市面上看不出戰爭的影子。大街上來往的人群，不像重慶多數人那樣穿得寒酸，在街上閑蕩；美國人都是行色匆匆，穿著整齊鮮艷，好像重慶的新郎新娘。有一次，我和一位友人坐在旅館門內暫時休息，卻見一位衣履整潔、身材挺拔的老年男子，手持銅盤伸到我面前。我正詫異時，友人說他是在向我乞討。我給了他5美分，同時興起一種美國乞丐也比我穿得好的感慨。我想著，美國的富裕真是名不虛傳呀！但是，到晚上看了一場脫衣舞后，我又接觸到美國的另一面。那舞臺上一幕幕下流的表演，那滿面迷惘、衣冠不整，可能由于長期失業而來尋求刺激的可憐觀眾，那觀眾廳上空的烏煙瘴氣，卻使我想起了獸洞魔窟。從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進這種令人惡心的場所。我初步的印象是：美國，既是天堂，也是地獄。

離開洛杉磯后，我要到的下一個城市是芝加哥，因為我要在那里進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學。早年讀過林紓譯的《黑奴吁天錄》，我很想見識一下種植園奴隸主統治過的美國南方，于是和一兩位友人乘汽車到達圣路易斯，然后北上芝城。有一次停車晚餐，乘客們紛紛涌向路旁一個便餐店的柜臺。我見店角有一餐桌空著，便坐在那里等，但久久沒有侍者來服務。我抬頭一看，上面懸著一塊牌子，寫著“For Colored”（為有色人種而設）字樣。我立即感到這是自尋屈辱，匆忙站起來走到柜臺前空出的位子坐下。然而，女侍者仍然不理我，幸虧旁座一位同車紐約人對她說：“請快給這位先生供應食物，我們的車不久就要開了。”我才沒有挨餓。這樣，我就親身體驗了種植園奴隸主統治殘余的苦味；當然，我也嘗到了那位開明的紐約朋友的友誼。

既強加種族歧視，又提供友誼，我又一次領教了既是天堂、又是地獄的美國。

五、戰勝美國一位頗有點名氣的漢學家獲得碩士學位

我的學位論文獲得認可經過一番曲折。當時我的好朋友、美國進步學生馬爾科姆·柏森（Malcolm Berson）曾經仔細讀了這篇論文，十分贊同論文的主題思想。芝加哥大學著名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rld）教授夫婦是我清華大學老師費孝通教授的好友，由于這層關系，雷德菲爾德夫人也仔細閱讀了這篇論文。她因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對論文中某些對儒家思想和文物制度的尖銳批評不太同意，但她認為這篇論文很有分量，經過一定加工便可作為博士論文。可是，當論文交到我的第二位導師（我的第一位導師當時被聯邦政府借調到首都工作）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教授以后，他說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特別是文獻不熟悉，把論文轉交給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所副教授、頗有點名氣的漢學家赫利·克里爾（Herlee G.Creel）夫婦評審。我當時就感到這是一種不祥之兆，因為我知道，克里爾夫婦在學術思想上是十分傾向儒學、反對進步思想的。克里爾平時對我借閱中國共產黨學者呂振羽的著作，就表現出一種不屑和不高興的神態，我也不大理他。在政治上，他是站在中國國民黨一邊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他和當時美國眾議員、美國院外援華集團（實際上是援助蔣介石獨裁政權的集團）積極分子沃爾特·賈德（Walter Judd，中文名字為周以德）是好朋友，曾請賈德到芝加哥來向中國留學生宣傳他們的觀點。所以，我感到克里爾夫婦很可能受他們意識形態的制約，對中國社會史、文化史又只是一知半解，對我的論文不能作出公正的學術評價。事實也正是這樣，他們否定了我的論文。但是，一方面我對自己的論文懷有信心，另一方面，我也相信美國大學講究學術民主和思想自由，我的導師能聽進我的申辯。我對沃思說：“我不是選讀過你教授的知識社會學課程嗎？該學科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真理都是相對的；個人和社會集團所認為的真理，都和其所處社會地位、思想志趣、既得利益等密切相關。克里爾夫婦是美國社會中的保守派，他們沉迷于儒學，深深同情提倡讀儒家經典的蔣介石獨裁政權；我的論文則徹底揭露儒家學說的保守性和反動性，認為儒學統治是阻礙中國社會工業化、現代化的極其重要的原因，并認為提倡讀經的蔣介石獨裁政權是儒學統治的余孽猶存。在這種情況下，克里爾夫婦能對我的論文作出公正評價嗎？”沃思教授聽了我的申辯后笑了笑，點頭認可了。他把我的論文寄給了康奈爾大學的另一位漢學家（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這位漢學家不獨同意我的論文的論點，而且頗有贊美之詞。因此之故，我不獨獲得了碩士學位，沃思教授還認為耽誤了我計劃回國的時間，幫助我獲得了一筆小小獎學金。克里爾夫婦只好徹底認輸了。

六、師友情

在我留美期間，美國的頭等大學中，芝加哥大學是比較開明的，種族歧視的痕跡不能說沒有，但并不很明顯。我所接觸的一些教授和同學，大多是自由主義者。他們相信科學、民主和學術自由；反對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男女不平等；提倡國際合作、世界和平；痛惡法西斯主義，并不一定反對共產主義。由于我在中學、大學特別是清華大學所受的教育，對于這類思想，我是很容易接受并受其影響的。因此之故，我在芝加哥大學有了一些來往比較親密、建立了一定感情的師長和朋友，大約10人。其中有些人我在其他的文章里面談過，現在只想談談提到的芝加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教授和中國同學葉篤正、鄒讜。

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教授是美國社會學奠基人之一、曾任芝大社會學系主任的羅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教授的女婿。帕克20世紀30年代曾來燕京大學講學，費孝通先生是其高足，他的女兒也在燕大住過，夫婦二人都喜愛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欣賞中國家庭制度。我赴美時帶有費先生的介紹信。因此，我雖未選修雷德菲爾德教授的課程，但他們夫婦對我非常友好，有時請我到他們家喝咖啡，還請我到芝城郊區他家農場，和他們一家共度周末。我仍然清楚記得雷德菲爾德教授欣賞刊有頤和園畫廊的畫報時那種喜悅的樣子，我更感激他的夫人仔細閱讀我的長篇碩士論文，并提出中肯意見，還勸我取得碩士學位后繼續念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前夕，雷德菲爾德教授應費先生邀請來清華講學，并有信給我。我因當時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緊張地從事地下工作，便未去北平看他，也不好請他來武漢大學講學，只是回了他一封信，并且告訴他，他所熱愛的中國舊文化，恐怕是難以完好無缺地保存下來了。從此以后，再未互通消息。現在每每想來，我是有負于這對善良的美國學者夫婦的。

我和清華同學葉篤正是同一期考取自費留美的，原不相識，但到芝加哥大學后，同住在國際大廈的同一層樓。有一天清晨，我們在該樓的公共浴室相遇，攀談起來，才知道是清華同學。雖然他學氣象學，我學社會學，專業不同，但兩人的思想、性格、愛好、生活態度和習慣頗相似，共同語言多，很談得來，不久就成為很好的朋友，彼此之間幾無隱私。為了節約以便將配偶接往美國，我們搬出國際大廈，在校外同租一房，自理炊事。伙食費節省2/3，還吃得很好；臥室雖然差些，但房租減少一半以上。由于我能做菜，分工時我主烹調，他負責洗碗等善后事宜。日子一久，他對洗碗、做清潔感到煩膩，要求輪換，但第一次他就將飯煮糊了，雞蛋炒得又咸又焦，難以下咽。自此以后，他就只好安于洗碗的工作了。后來，我們兩人都給配偶辦成了赴美手續，但我的妻子因故未能成行，我只好獲得碩士學位后先回國，他繼續攻讀了博士學位。自此以后，我們雖然長期分居武漢、北京兩地，而且因為工作緊張，通信無多，但彼此總是相互懷念、相互關心的。我只要出差北京，他只要出差武漢，就絕不會放棄見面暢談的機會。而今，我倆都已年過九旬，仍然耕耘未輟。非常可喜的是，2006年1月，他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金500萬元）。接到我的祝賀信后他回信說：“好多年不見面了，今（真）想見面談談。我現在……夜間便頻，已不便離北京。你……如有機會來北京，請一定通知我，見面談談敘敘舊，何其樂也。”

另一位是原西南聯大同學鄒讜。我到校時，他和夫人已是芝加哥大學學生。他在政治學系，他的夫人盧懿莊在社會服務系。每逢周末下午，他們就請我和其他相識同學到家打橋牌，喝茶或咖啡，一般還留吃晚餐。由于我和鄒讜在西南聯大共同選讀過潘光旦教授課程，而且我在班上成績很優秀，他也好學，兩人已有往來，如今海外重逢，自然感到有些親切，建立了友誼。不過，雖然我們都喜歡讀書，但由于思想、志趣、生活習性頗有差別，我們間的友誼，比起我和葉篤正的友誼來，就不是那么真誠和親切。1947年我回國后，也未互通音信。后來，聽說他留在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任教，1968年因發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一書而聲名大噪，逐漸成為北美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1984年我去美國講學路過芝加哥大學時，他只在唐人街宴請了我，卻未請我去他家，也沒讓我見他夫人。這種情況，我當時已感到有違人情之常，也和1945年我們那種親密往來不合拍，未免心存疑惑。我回國后，又曾邀請他們夫婦來我校講學，他們卻分別回信婉謝，這更使我如墜五里云霧中。后來葉篤正告訴我，他們夫婦那時已離婚了，這才使我明白過來。1999年，鄒讜在芝加哥大學醫院逝世，享年80歲。現在，作為我們友誼見證的，只是我書柜中他贈給我的幾本研究美國史很有用的書。

七、思想斗爭最激烈的日子

我出生于一個薄有田產的知識分子家庭，祖父曾有一副春聯：

教子讀詩書，雖未成名且脫俗；

呼兒耕隴畝，縱非大富不求人。

父親劉伯秋家庭觀念重，很想光宗耀祖，考過一次秀才未中，思想比較清高，而又朝中無人，所以直到逝世，主要教私塾，做小學教師。我在讀私塾、中小學時，成績優秀，常冠群倫，他和親戚族人都對我期望甚殷。但我知道，我要想升到社會上層，光宗耀祖，因為無龍鱗驥尾可攀，只有靠發奮為學，或有所成。我在高中時，特別羨慕胡適，很希望自己將來有一天也能成為一個受社會尊敬的大學教授。到1946年，根據我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的成績，和當時我國高等教育界的習俗和風氣，我覺得我這個長期魂牽夢縈的美好愿望，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陳達教授不是托人轉告我，只要我同意專攻社會統計學，將來就聘我到清華任教嗎？但我清楚認識到，要想安穩地、具有成就感地在大學長期從事教研工作，沒有一個國泰民安的中國，是不可能，至少是非常困難的。然而，要使中國國泰民安，就必須實現現代化，經濟上不斷發展，政治上實行民主法治，使中國國強民富，中華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時我也清楚意識到，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專制腐朽的統治下，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而除國民黨外，當時唯一能與國民黨抗衡、有可能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只有中國共產黨，但當時我不了解中國共產黨，認為它也不過是個爭權奪利的政治組織。在此情況下，如果我回國到大學當教授，不過是為國民黨政府專制腐朽的統治作裝飾品，既不能為國家、為人民作出有益的貢獻，也不能實現自我價值。我長期盼望的、為之努力奮斗的安身立命的美夢，在其即將實現之時破滅了。這種痛苦和失望之深重，可想而知。我感到前路茫茫、精神無主；我不知怎樣作為才能既實現自我價值，又能對得住自己良心，對得住培育我的祖國和中國人民。后來，我雖然有機會了解到當時在野的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為中國人民謀利益的，不是爭權奪利的；中國共產黨有可能領導中國人民實現現代化，但這還只是一種耳聞，不是目見。我逐漸形成的對中國共產黨的傾向，其中蘊含著大量的希望成分。所以有的時候我曾考慮繼續留在美國讀博士學位。這種想法之所以旋生旋滅，一方面是由于我留在國內的妻子一個人撫養兩個孩子確實困難，我不能推卸責任；一方面是由于我一再和當時在哈佛大學進修、與我思想傾向相同的老友史國衡商量的結果；我們認為，根據當時形勢，為了國家前途，我們有義務回國去盡我們一份力量，并且有些天真地談到，必要時可以去跟著共產黨打游擊。

這樣，1947年6月獲得學位后，我便動身回國了。

（2000年3月25日初稿，2007年10月20日修改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