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還應有一“愧”

拜讀了嚴澤銑君的《白居易“愧”什么》一文后，心有所感，衷心希望那些做官的人能有機會讀一讀，或許對目前黨和政府提倡的“反腐倡廉”活動不無小補。

除此以外，由于我以往曾涉獵某些有關白居易的書刊，特別是前幾個月看了今年第三期《讀書》雜志上舒蕪先生的《偉大詩人的不偉大一面》一文，記憶猶新，我想對嚴文作點補充，談一談“白居易還應有一愧”。

嚴文所談白居易之“愧”，乃是從白居易青壯年時詩中摘得，比如他在35歲初任周至縣尉時寫的《觀刈麥》詩中說，農民終年勞苦，而“家田輸稅盡”，不得一飽；“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卻“吏祿三百石，歲宴有余糧”，因而“念此私自愧，終日不能忘”。這樣的官，自然會比較清正廉明。后來，他的官雖然越做越大，仍然時常在詩歌中流露出類似的愧疚心情。比如39歲時寫的《納粟》詩中說，“昔余謬從事，內愧才不足，連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祿”。42歲時在《村居苦寒》詩中說，他看到農民“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而自己無垅畝之勤，卻得以溫飽，因而“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

的確，青壯年時代的白居易，無論是人品、官品、詩品，都是很高尚的。他出生于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童年時遭逢亂世，流轉四方，了解民間疾苦，這使他和廣大勞動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有所聯系，抱有濟世之心。他在青壯年時代寫的詩歌中流露的這種愧疚心情，都是真實的。

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1989年3月，我在王汝弼選注的《白居易選集》的前言中就讀到這樣一段話：“這位以‘獨善’自矢的詩人，似乎也有行不顧言之處。既然早年諷諫皇帝揀放宮女，為何自己晚年也蓄養聲妓？”當時，我認為這是白氏的時代局限性，沒有深究。1996年8月3日《文匯讀書周報》“書人茶話”欄載有鐘叔河先生《憶妓與憶民》一文，介紹了白居易70歲時寫的《不能忘情吟》一詩。詩人自謂“既老，又病風”，本擬將家妓樊素與一匹良馬轉讓別人，因此妓此馬不忍離去，乃繼續留供己用。鐘先生評論道，“七老八十歲的人”鬧點黃昏戀是可以的，倘憑致仕尚書權勢、二千石財力、大詩人聲勢，像養犬馬一樣畜養20余名靚女提供性服務，老病則轉讓他人，或繼續留著自用，“總難說是美，也難說是善吧?！辈贿^，鐘先生最后還是根據歷史主義觀點，認為道德標準是隨著時代變遷的，“香山居士又豈足深責”。

舒蕪先生是同意鐘先生這種看法的。但他對白居易老年畜養聲妓的生活又作了進一步探索。他認為白氏大約是54歲任蘇州刺史時家中才有妓樂。當時他所寫《對酒吟》詩中說“今夜還先醉，應須紅袖扶”；這些“紅袖”（家妓）不僅扶酒醉主人，還以樂舞待客，聽憑客人點歌，聽憑客人調戲。按當時風氣，甚至可以給客人陪宿，還可以贈給朋友。一般說，這些家妓大多是十二三歲，最多十五六歲買來，教以歌舞；有的是自家教，有的是買人家教成了的。據舒蕪先生說，“像白居易那樣有高級欣賞力的大詩人，當然還是要欣賞親自指導教習成的歌舞，不屑于享用別人教成了的?！卑资稀赌蠄@試小樂》詩中說“小園斑駁花初發，新樂錚摐教欲成……不飲一杯歌一曲，將何安慰老心情”即是證明。舒先生還說，白居易家大養家妓，是在他58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之后，“自此長住洛陽，俸養優厚，家中聲妓，頗有可觀”。對于這些，舒先生還是像鐘先生一樣，認為不足深責。但當他讀到白居易67歲時寫的《追歡偶作》一詩時，卻“實在忍不住憤怒”。白居易在此詩中吹噓自己居洛陽10年中蓄養家妓的情況說，“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笔嫦壬鷮⒋嗽娋渥g成如下白話文：“我家里養的家妓，每過三幾年，我就嫌她們老了丑了，又換一批年輕的進來，十年間換了三次了。”接著，舒先生評論道，“他買了一批十五六歲的女孩來作家妓，才玩了三幾年，人家才十八九歲，就嫌人家老了丑了，當廢品處理掉，再買進二批新鮮貨色，一而再，再而三，還公然寫進詩句公然以此自炫，別的不說，他對得起自己當年那些為女性代言的詩篇嗎？”舒先生氣極之余，甚至禁不住用“老流氓”和“老淫棍”來形容晚年的白居易。我這里不想評述這種形容是否過分，但我認為，即使是在君主專政時代，說白居易晚年還應有一“愧”，是完全可以的。

今天，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我們在青壯年時代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那是為了一種理想，并非為圖晚年享樂、享受特權。假如我們晚節不保，那就不僅自己有愧，而且有愧于白居易了。

（載《武漢晚報》第6版1997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