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是生來就怕“公仆”的

我從來沒有從根本上懷疑我國國民素質，但對當前部分國民的素質不無憂思。由于對此問題沒有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我總覺得這個問題太復雜，理不出一個清晰的輪廓。在此情形下，看到近來報刊上對《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的贊揚，便禁不住買了一本。但是，當我讀完該書的前3篇的時候，對第2篇“人格素質”中談的一些問題，便感到有些話如“骨鯁在喉”，不吐出來就難安下心來繼續讀下去。

作者為了具體分析當前國民“怕公仆”這一素質上的缺陷，舉了幾個事例，其中主要事例如下：

“中原地區有個縣的交通局局長——應該算得上‘公仆’了，年輕時當司機橫行鄉里，就被當地的老百姓稱為‘中霸天’，后來卻由車隊隊長一直當到了縣交通局局長。”

這個“中霸天”當了“公仆”后，非但不愿收斂，反而越發猖狂，將一幫地痞流氓、勞改及解除勞教人員糾集在自己周圍，為其充當打手，有9名骨干分子還被安排到交通局所屬部門……

“幾年來，這伙人經常挑釁滋事，勒索錢財，僅被他們毆打過的無辜群眾就有100多人，其中被打傷的31人……精神失常3人，喪失勞動能力2人?！?/p>

“然而……在長達數年時間里，竟沒有一人舉報，哪怕是一封匿名信！”

“……而且，有的人被打后都不敢到醫院去治療，還有4名公司職工嚇得自動離了職。”

你看，我們的國民“怕公仆”怕到這種程度，這種“人格素質”多么令人“憂思”！

作者在分析我國國民人格素質這一缺陷時，認為在封建時代，由于人們可憐地依附于封建主，“形成一種依附型人格，即沒有自己的獨立人格”。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給國民的人格提供了新的依附對象，即指令性計劃、行政命令和長官意志……人人只要等待國家計劃和上級安排就夠了，不需要對自己負責”。

這種分析，認識到我國國民“怕公仆”的習性是緣于社會制度的塑造，是比較科學的。但是作者又說：“我們在長期革命戰爭年代中所形成的新的、平等的官兵關系、干群關系，在新中國成立后，又得到了發揚光大，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對各級政權實行監督；同時，也涌現出了一大批焦裕祿、孔繁森式的好干部?！?/p>

你看，在這樣一種“做官的人高度自覺、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并對各級政府實行監督”的社會里，理應不再塑造出“怕公仆”的國民，然而如前所引，中原地區某縣的國民，卻仍然如此害怕那位地痞流氓頭頭、號稱“中霸天”的縣交通局局長！按照作者書中隱含的邏輯，那就只能怪這個縣的國民與生俱來的奴性了。

然而，根據現代心理學、社會學原理，人世間從來沒有天生的奴性，奴性只能是社會塑造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既出過焦裕祿、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也出過康生、“中霸天”式的干部。國家提倡“人民自主”，但同時又要求“思想統一”。如果人民群眾真正能夠監督各級政府，近年來黨政部門出現的經濟犯罪分子就不會那么多。1997年7月30日，王干才在《中國經濟時報》上撰文指出：歷史和現實雙重原因導致封建主義至今根深蒂固，并頑強而廣泛地表現自己，扼殺人的獨立性、主體性，通過各種方式宣傳奴性，宣傳大多數人對于個人的依附與順從。久而久之，已積淀為民族心理素質的深層成分，融化在人們的血液中，成為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觀察、思考、解決問題的既定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的定位標準。對于這些活生生的社會現象，作者在書中一字未提，難怪他在論述國民“怕公仆”這種人格素質缺陷時，把責任完全推給國民自身，說什么“就連一封匿名的告狀信都不敢寫，實在是太可惡了！”“正是那些奴性未除的‘主人’，造就了這種肆無忌憚的‘公仆’?！?/p>

我認為，這似乎有點顛倒是非。

不過，作者在書的某些地方，也能道出真相，他說，“遺憾的是，主人意識在我們國民的頭腦里實在是太淡漠了，以至于人們在口頭上都想不到或不愿意提‘公仆’這個字眼，而代之以‘父母官’——不僅老百姓如此，連公仆本人也是如此?！蔽乙詾?，這才是國民怕公仆的真正根源——當前我國有些“公仆”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父母官”。

應該說明的是：首先，本文并非評論《國民素質憂思錄》全書，只是評論該書第2篇中關于“怕公仆”那一節；其次，作者寫書時語重心長，當然不會有意責備我國國民天生有奴性，也許還是深入實際的時間少了些，因而看問題不免有片面性。

（載《長江日報》第4版1997年11月2日）

注：解思忠：《國民素質憂思錄》，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頁。

解思忠：《國民素質憂思錄》，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頁。

解思忠：《國民素質憂思錄》，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頁。

解思忠：《國民素質憂思錄》，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頁。

解思忠：《國民素質憂思錄》，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解思忠：《國民素質憂思錄》，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頁。

解思忠：《國民素質憂思錄》，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頁。

解思忠：《國民素質憂思錄》，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