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談禮教》原文|注釋|賞析

漢高祖既登大位，因為群臣放肆，便覺得坐龍廷的滋味未必比住涼亭好，等到孫叔通把朝儀一定，才恍然于做皇帝的高貴，而感到禮教的需要。

其實禮教的訂立，總是只替為帝為王者著想的：讓大眾戴上鐐銬，使人與人之間隔著高墻，而僅僅給少數野心家以特權。如果有人擺脫鐐銬，爬過高墻，甚而至于使野心家的特權發(fā)生動搖，那就是背叛禮教，成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了”。

然而這也并不是甚么不易的定律。

“亂臣賊子”如果能夠做到帝王，倡導禮教的先生們也就立刻背著禮教的招牌光臨了。這回自然也還是替為帝為王者著想。“亂臣賊子”一坐龍廷，不免就生野心，鐐銬既鎖不著自己，而況還有許多好處，落得做個人情。所以幾千年來，諸子百家，被斥為邪說異端，散佚殆盡，而孔二先生卻能夠巍然獨存，就是因為這緣故。

孔二先生巍然獨存，也便是禮教的不落伍。何況讀書人還要拿來當作看家本領，努力宣傳。于是男人制服女人，禮也;主子壓迫奴隸，禮也;上司驅策下屬，禮也;至于帝王治國，當然更是非禮不可。這成見越來越深，就弄到雖非“亂臣賊子”，但“君要臣死”，也就“不得不死”了。

這上面便產生了“莫須有”。

其結果更慘的，還有死守睢陽這一幕，據《唐書忠義傳》載：

張巡守睢陽城，尹子奇攻圍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 “請公等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

此婦人! ”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括城中婦女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

這回是弄到夫要妻死，官要民死，也都不得不死了。因為要保全自己對主子的一點忠心，去完成禮教，便不惜犧牲無辜。所謂禮教也者，在這里便顯出了他的吃人的面目!

(1934年1月25日作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唐弢雜文選》)

賞析 封建禮教在“五四”時代曾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但在30年代又有死灰復燃的趨勢。其時“尊孔讀經”的讕調甚囂塵上，蔣介石親自發(fā)起的“新生活運動”鼓吹以“禮義廉恥”為生活準則，并提出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中心意識”。在這沉渣再度泛起，妖氛卷土重來之際，以魯迅為大纛的左翼作家們又以沖鋒陷陣之勢對活著的僵尸發(fā)起了沖擊，年輕的唐弢的這篇雜文便是鳴鏑紛飛中的利刃的一擊!

這篇雜文的特點之一就是高度的凝煉。批斫封建禮教，是一個偌大的題目，即使洋洋萬言亦不定能窮盡其一側一面。然而這篇千字短文卻有不亞于、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超越于長篇巨制的效應，一如匕首般地使王者于咫尺之內立見頸血。此為何?乃因作者牢牢抓住禮教“僅僅給少數野心家以特權”這要害的一點，加以縱深開掘，而且把筆者長期思索、觀察的真知灼見濃縮于筆底。你看這篇短文不僅一針見血地揭示出禮教“總是只替為帝為王者著想”的本質——“讓大眾戴上鐐銬，使人與人之間隔著高墻”; 而且深刻地揭露出其有奶便是娘、有權便是主的妓女般的“品格” ：它既宣稱“‘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可是當“‘亂臣賊子’如果能夠做到帝王，倡導禮教的先生們也就立刻背著禮教的招牌光臨了”。這正是所謂 “圣之時者也”，口稱圣賢、恪守禮教的正人君子們不過是一些見“勝者為王、敗者為賊”之風而使舵的趕時髦、逞摩登、揀高枝兒飛的市儈……。文章還進一步揭露了禮教的猙獰與兇殘： 它不但“雖非 ‘亂臣賊子’ ，但 ‘君要臣死’ ，也就 ‘不得不死’ ”，而且“夫要妻死，官要民死，也都不得不死了”。維權——市儈——吃人，一篇千字短文，精辟地闡透了封建禮教為特權的野心家效勞的“三部曲”，這就淋漓盡致地撕下了禮教偽善的畫皮，暴露出其兇殘、罪惡的本來面目。匕首之威力于此可見!

這篇雜文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形象性。雜文素稱“形象性的政論”，離開了形象性，雜文也便失卻了它之為文學的一“體”。此文不但在開頭部分以“漢高祖既登大位……等到孫叔通把朝儀一定，才恍然于做皇帝的高貴”的具體史實始;結尾部分以《唐書·忠義傳》所載“張巡守睢陽城……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括城中婦女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的血淋淋的掌故終，就是在中間主要部分的論證、說理中也無不貫穿形象思維的特質。我們前面所引征的“鐐銬”、“高墻”、“背著禮教的招牌光臨”等文字已約略可見其形象性滲透的端倪。更為典型的是分析“‘亂臣賊子’一坐龍廷，不免就生野心，鐐銬既鎖不著自己，而況還有許多好處，落得做個人情”的心理狀態(tài)。作者不愧為一個高明的雜文家，他不是如我們的一些雜文作者似的，把“形象性”作為外加的調料和胡椒面，在一般性的政論文字中穿插一些古今中外的事例或加幾句比喻，弄一點諷刺、幽默的言辭，而是遵循著雜文所獨具的形象思維規(guī)律，在禮教人盡可夫——無論怎樣改朝換代，禮教均可“忠實”地為新的統治者服務這一點上，作為被服務的一方，作者不作社會學的思考，而作心理學、人學的分析和揣摹，這樣就使作者所表現的對象具有文學即人學的特性，而且更為入木三分地揭示出那班標榜著“惟思一人治天下，不愿天下治一人”的“天子”的自私的隱秘和順水推舟的狡猾。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諸子百家，被斥為邪說異端，散佚殆盡，而孔二先生卻能夠巍然獨存……”。這“巍然獨存”的形象的背后包含著作者怎樣尖酸、刻骨的冷嘲與熱諷，讀者便可以想見，體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