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文森《談扒手》原文|注釋|賞析

有時到戲院去看戲，或上館子吃飯，總看到一塊精致的牌子，寫著醒目的四個大字： “謹防扒手”，在戲院大半是把這塊牌子掛在售票處，菜館則把它懸掛在出入口處，容易引人注目的地方。

看見這樣一塊牌子，往往使我禁不住要想起一件往事。這件事的發生，離開現在很久了，到底有多少年，我已經考查不出來了，只約略記得，那時我大概還只有十四五歲的樣子，發生的地點則是在美屬菲律賓的岷里拉埠。我原本是華僑子弟，所以幼小時就到了南洋。記得那時我雖在讀書，已經能幫家里一點忙了，所以大哥就特地買了一只金山掛表給我，以資鼓勵。我自有了這一只掛表，就非常地心愛它，把它當作寶貝，上學去離不開它，做工時離不開它，睡覺時也離不開它。我常常把它拿出來，打開表殼，看看它里面機器走動情形，聽著它的聲音，滴嗒作響，我陶醉著，我笑了!

我是多么的熱愛著我的金表啊!

可是，這掛表掛在我身上只有半年光景，就突然的失落在扒手手里了。怎么會失落呢?說來還有一個小小的故事。原來在過了新年后，岷里拉照例要舉行一次嘉年華會，選舉菲律賓皇后，差不多全島各州府都要選出美女來參加競賽。在競選前，這批美女，就被用最漂亮的服裝裝飾著，用花車盛著，開到全市巡行。這是非常大的一次盛會，參加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我從小就是一個好動的孩子，對于這樣一個盛會，當然也不愿意放過。但是在出發參加游行前，大哥和二哥卻都同時警誡我說： “當心你的金表，這樣的時候，正是扒手活動最厲害的時候。”

接著他們就提議我把金表留在家里，但是給我拒絕了，因為我不愿意離開這個表。他們沒辦法，只好說：

“那么，你自己留心就是了! ”

我吹牛的向他們保證： 一定不至于被偷竊。

“但愿如此。” 他們冷笑著說。

于是我們便出發了。

我們沿著大街跑了許多地方，始終是跟著行列走，但是走到大橋頭的時候，卻不得不止住步了，因為前面擠得太厲害，擠不上去。我們兄弟三人，就在橋上人堆中站著。在這樣你來我去擠得大汗淋淋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紳士打扮的大漢，狠狠的用力踩了我一足，我痛得跳起來，就在這時，我覺得我的西裝褲上的表袋內，有一只手在那兒動著。那紳士似乎很客氣，知道他這么踩了我一足，是不對的，便俯下身用手替我撲去足上的泥跡，很客氣地向我陪罪。但是等我把手放到表袋里去一摸我的表呢?我的漂亮的金表不見了，我哭著，大聲叫了起來。當時大哥二哥就都擠來慰問我，當我告訴他們我的寶貝金表不見了，他們就睜著眼睛大聲問：

“什么時候不見? ”

我說： “就在這時，剛剛一會兒啊! ”

“你覺得有什么人碰你嗎?”

“沒有，只有這位先生踩了我一足。”

“哪一位先生? ”

“他! ”

兩位哥哥應聲向那位紳士沖過去了，但是那紳士卻微笑著，向他們表示歉意。大哥也不管他這許多，一手抓著他，一邊問：

“表呢? ”

“什么表?”那紳士吃驚了。

“弟弟的金表。”

紳士很有禮貌的搖著頭，一邊指著前面說：

“表我沒有拿，卻看見一個戴草帽的扒手，把它拿跑了! ”

兩位哥哥看著他那誠實的樣子，信以為真，果真就朝前沖去找那戴草帽的，但是見鬼，在熱帶地方，戴草帽的是那么多人，到哪兒去找呢?而那個真正是扒手的紳士，卻得以大搖大擺從人叢中溜走了。

這事給我的印象異常深刻，這十幾年來，我很少把這事情忘記。但我也以為這種奇跡，在人生中也許只有一次，這樣一來，那一次便可以成為我獨一無二可紀念的經歷了。想不到后來大了，居然也看見了不少這一類的紳士，他們扒去你的金表，卻把賬記在另一些人身上。不過，我覺得從世道人心日非以后，這一類扒手似乎也不大好當了。在我們故鄉，就有抓到扒手先吊他個三天五夜灌滿了一肚子生水再送官的例子。巴金先生在一篇隨筆中曾說：對付狗的最好辦法是一棒子打，我以為如上所說的扒手的可惡，似乎也不在于狗之下了。

(1942年5月15日出版《野草》月刊)

賞析 這篇雜文在寫法上運用的是一種托事析理的形象剝露法。它不用議論直接剝露，而是具體逼真地描繪出一種“類型”形象，用這種類型形象，比照出某些社會丑類隱藏著的內在本質。文章在刻劃“扒手”這一類型形象時，緊緊抓住他的要害之點——既偷竊而又巧于偽裝——予以強化描寫：扮作“紳士”，先就讓你疑心不到他是“扒手”;看客擁擠中故意踏人一腳，目的在制造混亂以便探囊竊物，但又故作“失足”，“很客氣地向我陪罪”，“用手替我撲去足上的泥跡”;當人們問及扒手何在時，他又主動舉報，協助追拿。即使對扒手高度警覺如我的哥哥，看到紳士這副“誠實的樣子”，也不再對他有什么懷疑，而扒手則趁機逃之夭夭了。由此揭露了扒手的內在本質：他們伸出臟手貪婪攫取，但又善于賊喊捉賊轉移目標，善于嫁禍于人開脫自己。“他們扒去你的金表，卻把帳記在另一些人身上。”

扒手有大小、隱顯之分。竊表者固然是扒手，那些“竊國”的達官貴人又何嘗不是扒手呢? 竊表的扒手不過是小打小鬧的行竊，他們本人也被視作痞子而為人們所不齒; 而竊“國”的扒手則有本領巧取豪奪，雖是巨奸大盜，卻又常常被視作社會上的“好人物”。文章明寫“竊表”的扒手，其實不過以此為“類型”，比照出形形色色的“竊國”的扒手。

文章寫于1942年。當時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圍攻八路軍、新四軍，迫害愛國民主人士，不斷強化其獨裁統治，可是他們卻反誣別人“破壞統一陣線”。國民黨政府大小官僚大發國難財，買空賣空，囤積居奇，甚至侵吞各種抗日捐款中飽私囊，可是他們卻反誣別人“破壞戰時經濟”。賊喊捉賊，開脫自己，這難道不都是扒手行徑嗎?揭露國民黨中一些人的扒手行徑，鼓動人們象用棍棒痛打惡狗一樣與這類扒手進行堅決的斗爭，是這篇雜文的真正題旨，也是它的批判力量和諷刺意味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