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讀史雜感》原文|注釋|賞析

一 東漢士風

從前講中國歷史的人，往往稱贊東漢風俗醇美，而歸功于光武帝之表彰氣節。其實光武帝的用意不外兩點：一是崇獎不事二姓者;一是優容山林隱逸，借以作新朝的點綴。而士大夫也借此鳴清高，博聲譽。流風余韻，直到東漢末年，便出現了一些偽君子，平時互相標榜，以增高一己聲譽，對于天下事，則搖首蹙額，表示無可為。這樣，本身可不參加政事斗爭，以達其明哲保身之目的，而當時人及后人又復嘖嘖稱羨，以為他們尚氣節，有先見。例如郭林宗，史稱其“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核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又說： “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這樣一個工于趨避的人，而徐孺子還要說：“為我謝郭林宗，大廈將傾，非一木所維，何為棲棲不皇寧處。” 可憐這一類士大夫，連“棟折榱崩，僑將壓焉” 的膚淺道理都沒有參透，而也浪得大名，被稱為氣節之士! 無怪幾千年來，一般士大夫在承平時候，冒沒奔競，一到國家民族瀕于危殆之際，便違避責任，而猶高自標榜，以為遺世絕俗。我們現在提高民族氣節，必先一反過去明哲保身、工趨避、善標榜的處世態度。我們所想望的氣節之士，是為國家民族、為真理而奮斗不屈的，決不需要象郭林宗徐孺子一流的人物。

二 明末士風

明末東林復社，相繼興起，黨禍之烈，不亞于 東 漢末年，然而時代究竟和東漢不同了。有明一代，北蒙南倭，侵擾不休，滿洲繼起，勢尤不可當，士大夫怵于夷狄猾夏之禍，所以當時政治斗爭的對象，不僅僅是宦官與權奸，多少帶點民族主義的色彩。等到清軍入關，除了漢奸以外，大家只向一個目標去奮斗犧牲。我們看明朝末年的士大夫，有沒有一味明哲保身，不為危言核論的郭林宗? 有沒有以為大廈將傾，非一木所維，勸人家不必棲棲皇皇的徐孺子? 沒有，可以說絕對沒有。何以故? 東漢之末，問題不過是一姓一家的興亡，而明朝末年，卻是國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不為危言核論，不棲棲皇皇，那只好等待著披發左祍，長為異族奴隸以沒世了。所以明末清初數十年間，士大夫為圖謀光復，前仆后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身死族滅而不悔者，不可勝數。后來清朝統治漸穩固，而如顧炎武、黃宗羲、朱之瑜、王夫之、傅山、李颙、孫奇逢等，都對新朝屼然不屈。正氣所播，一直到全祖望，還是緬懷國恥，以寧餓死無失節 自勵。辛亥革命前，章炳麟輩所借以鼓勵同志者，也無非鼓先烈之芳風，增同仇之敵愾而已。因此，就所謂氣節而論，明末士大夫之尚氣節，實遠過于東漢;而就民族優良傳統來說，那么，這一點是最可寶貴的了。

(1985年三聯書店版《宋云彬雜文集》)

賞析 作者原是研究歷史和訓詁學的，他的雜文也便往往多從歷史出發，希圖從歷史的教訓中引出于現實有所裨益的東西來。但歷史不是一堆故紙，歷史的真髓是隱藏在現象的背后的，須得作家自己放出眼光來拿，這便得有史膽和史識。《讀史雜感》便是一篇有膽有識之作。作者毫不理會口不臧否人物的古訓，放言無忌，縱論古人之是非，且不為舊說所囿，真正論從己出。

所謂氣節，歷來為文人士大夫所看重，這并非壞事。然而古人之所謂氣節，涵義其實是很不同的，不可一概而論。作者以為真正的“氣節之士，是為國家民族，為真理而奮斗不屈的”人物。本此，文章比較了“東漢士風”和“明末士風”之不同。

舊來史家往往稱贊東漢風俗醇美，并歸之于光武帝的表彰氣節，而本文頗不以為然。作者以為光武帝之“崇獎不事二姓者”，“優容山林隱逸”，都不是為民族國家設想，而是要維護一己之私利。而流風所播，便有東漢末年偽君子之蜂起。他們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趨利避害，明哲保身，自鳴清高，競邀虛名。這種風氣實不足為訓。徐孺子對郭林宗一流人消極有害的處世態度，不僅不予辯駁，反而給予鼓吹，大加贊賞，則是錯上加錯了。那種風氣不僅有害當時，而且遺害后世不淺。因此，作者大聲疾呼： “我們現在提高民族氣節，必先一反過去明哲保身、工趨避、善標榜的處世態度。”

同對東漢士風的貶斥相對照，作者充分肯定了明末東林、復社黨人及有清一代從顧炎武、王夫之到全祖望、章炳麟等志士仁人，為拯救民族危亡，圖謀光復所作的不懈努力。他們那種同仇敵愾，不計成敗利鈍，“前仆后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身死族滅而不悔”的慷慨犧牲精神，全然沒有漢末士大夫的消極隱逸氣味。他們那種積極入世的態度，那種為民族而獻身的精神，才是士大夫所應有的真正氣節。因此，作者斷言，“就所謂氣節而論，明末士大夫之尚氣節，實遠過于東漢。”

作者之所褒貶并非無的放矢，而是立足現實，有所感而發的，是針對著當時極少數知識分子的對抗戰的暖昧態度和逃避現實的傾向而立論的。作者對“夷狄猾夏”的教訓十分痛心，但又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的文章所以要“嚴夷夏之辨”，主要是對一些敵我不分、態度暖昧的士大夫的反駁，借以警策人心，毋使悲劇重演。

文章采用的是對比論證的方法，兩種士風，孰優孰劣，是非褒貶，了了分明; 慷慨任性，侃侃而談，沒有曲語，沒有反諷，警策精辟，令人心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