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說真話之四》原文|注釋|賞析

關于說真話，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說現在的確有要求講真話的必要，也有人認為現在并不存在說真話的問題。我雖然幾次大聲疾呼，但我的意見不過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說真話為自己晚年奮斗的目標。

說真話不應當是艱難的事情，我所謂真話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確的話，自己想什么就講什么; 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說——這就是說真話。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見，講出來讓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見相同，那就在一起作進一步的研究; 倘使意見不同，就進行認真討論，探求一個是非。這樣做有什么不好!

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經這樣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這樣。我只能講我自己。在我知道話有真假之分的時候，我就開始對私塾老師、對父母不說真話。對父母我講假話不多，因為他們不大管我，更難得打我。我父親從未打過我，所以我常說他們對我是“無為而治”。他們對我親切、關心而且信任。我至今還記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春節前不久，我和幾個堂兄弟要求私塾老師提前兩天放年假，老師對我父親講了。父親告訴母親，母親就說： “老四不會在里頭” 。我剛剛走進房間，聽見這句話連忙轉身溜走了。母親去世時我不滿十歲，這是十歲以前的事。幾十年來我經常想起它，這是對我最好的教育，比板子、鞭子強得多： 不辜負別人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負了讀者們的信任。

對私塾老師我很少講真話。因為一，他們經常用板子打學生; 二，他們只要聽他們愛聽的話，你要聽什么，我們就講什么。編造假話容易討老師喜歡，討好老師容易得到表揚。對不懂事的孩子來說，這樣混日子比較輕松愉快。我不斷地探索講假話的根源，根據個人的經驗，假話就是從板子下面出來的。

近年來我在熒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裝的地方戲，劇中常有縣官審案，“大刑伺候” ，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關于這個我也有個人的見聞。我六七歲時我父親在廣 元縣做縣官，他在二堂審案，我有空就跑去“旁聽”。我不站在顯著的地方，他也不來干涉。他和戲里的官差不多，“犯人” 不肯承認罪行，就喊“打”。有時一打“犯人” 就招; 有時打下去“犯人” 大叫 “冤枉”。板子分寬窄兩種，稱為 “大板子”和“小板子”。此外父親還用過一種刑罰，叫做“跪抬盒”，讓“犯人”跪在抬盒里，膝下放一盤鐵鏈，兩手給拉直伸進兩個平時放抬桿的洞里。這刑罰比打小板子厲害，“犯人”跪不到多久就殺豬似地叫起來。我不曾見父親審過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父親就只做過兩年縣官，但這兩年的經驗使我終生厭惡體刑，不僅對體刑，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感到厭惡。古語說，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壓迫下面哪里會有真話?

奇怪的是有些人總喜歡相信壓力，甚至迷信壓力會產生真言，甚至不斷地用壓力去尋求真話。的確有這樣的人，而且為數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謂造反派，大部分都是這樣。他們的辦法可比滿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顧我這一生，在這十年中我講假話最多。講假話是我自己的羞恥，即使是在說謊成為風氣的時候我自己也有錯誤，但是逼著人講假話的造反派應該負的責任更大。我腦子里至今深深印著幾張造反派的面孔，那個時期我看見它們就感到“生理上的厭惡”(我當時對我愛人蕭珊講過幾次)，今天回想起來還要發惡心。我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怎樣會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氣味?!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唯恐學得不象，其實他們早已青出于藍!封建官僚還只是用壓力、用體刑求真言，而他們卻是用壓力、用體刑推廣假話。造反派用起刑來的確有所謂“造反精神”。不過我得講一句公道話，那十年中間并沒有人對我用過體刑，我不曾挨過一記耳光，或者讓人踢過一腳，只是別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后常常想起旁聽縣官審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歲小孩，而且每天給逼著講假話，不斷地受侮辱受折磨，哪里還能從容思索，“憶苦思甜”? !

在那樣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話丟到腦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讓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決心，厚起臉皮大講假話。有時我狠狠地在心里說：你們吞下去吧，你們要多少假話我就給你們多少。有時我受到了良心的責備，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恥。有時我又因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慘劇而原諒自己。結果蕭珊還是受盡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會得到什么報酬，自己種的苦果只好留給自 己吃。我不能欺騙我的下一代。我一邊生活一邊思考，逐漸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漸認清了造反派的真實面目。去奉賢文化系統五·七干校勞動的前夕，我在走廊上舊書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G.Campi)的匯注本《神曲》的《地獄篇》，好象發現了一件寶貝。書太厚了，我用一個薄薄的小練習本抄寫了第一曲帶在身邊。在地里勞動的時候，在會場受批斗的時候，我默誦但丁的詩句，我以為自己是在地獄里受考驗。但丁的詩給了我很大的勇氣。讀讀《地獄篇》，想想造反派，我覺得日子好過多了。

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還不曾抄完第九曲就離開了干校，因為蕭珊在家中病危。……

“四人幫”終于下臺了。他們垮得這樣快，我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沙上建筑的樓臺不會牢固，建筑在謊言上面的權勢也不會長久。愛聽假話和愛說假話的人都受到了懲罰，我也沒有逃掉。

1982年4月2日

(《真話集》)

賞析 巴金的《隨想錄》五卷是一部說真話的“大書”。作者在書中渲泄愛憎、鞭撻丑惡、贊美理想，旗幟鮮明，直言不諱，而書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懺悔意識和對十年浩劫窮究不已的深刻的反思精神，更是令人敬佩。本文就是這樣一篇敢于講真話、以真誠的感情力量打動讀者的好文章。

從寫法上看，作者從何謂講真話寫起，從自己幼時的經歷和自我感覺入筆，在肯定了說真話的必要性后，首先回憶了封建時代用酷刑、壓迫逼人招供的令人“厭惡”的做法，然后筆鋒一轉，將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所作所為與封建官僚的濫施酷刑兩相對照，將自己幼年的個人經驗與十年浩劫中講假話的遭遇兩相對照，追根溯源，有力地揭露了封建意識對于真善美的扼殺與摧殘，和禽獸行徑得以橫行無忌的原因。

深刻的懺悔意識是文章打動人心的主要原因。作者毫無遮攔地披露自己的內心世界，從幼年時代近乎天真的說假話，到十年浩劫中靠編織假話度日，作者無情地解剖著自己，但這種自我解剖的意義，決不限于單純的自譴自責。實際上，作者一方面是以這種形式啟發更多的人們進行自我反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作者無時無刻不在追究這場災難的成因，并對災難的制造者，進行滿腔悲憤的控訴。通過現實與歷史的勾連，作者深深感到，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所作所為同封建官僚相比“早已青出于藍”! “封建官僚還只是用壓力、用體刑求真言，而他們卻是用壓力、用體刑推廣假話”。在這里，作者挖掘出了那場歷史災難的罪魁禍首——封建主義的幽靈，更有甚者，這些封建主義的幽靈總是扮以“左”的面目出現，這就使認真肅清封建余毒、使丑惡歷史不再重演顯得更為迫切和必要。

本文保持著巴金的“把心交給讀者”和“最高的技巧是無技巧”的鮮明寫作個性，它直抒胸臆而飽含情思，出自真誠而無需掩飾，顯示出極高的思想境界和藝術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