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我們有什么面子?》原文|注釋|賞析

半月前，在北平同二三老同學縱談時事，引 起不少 感慨。我記得曾說到： 自己覺得在報界多少年，眼看著國家地位至此，還在作記者，實在沒有面子。同學某君，稱許此言，說這便是一種覺悟。歸津以后，屢次想到這一段話，現在具體的多寫幾句，發表給周報讀者諸君。

近來從心坎里想罵人，但有條件，是從自己罵起。譬如就我們說，自民國以來做新聞記者，這多年在天津做報，朋輩們都說是成功，報紙銷得，也受重視，在社會各方庇護之下，何嘗不儼然是中國大報之一; 但在 “九一八” 后之中國，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補救? 事后有何挽回? 到現在四省沉淪，而大報館還是大報館，老記者還是老記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謂輿論的指導，要用春秋論斷，除恬不知恥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評皆不適宜。同時再從一方面講，這樣大報，辦得穩嗎? 老記者的鐵飯碗，有保持的把握嗎? 我敢斷言：絕對不穩，毫無把握! 什么理由，大概用不著講; 總括一句話： 國家不穩，什么事業能穩? 國家無把握，什么事業能有把握? 豈但天津，處處一理，豈但報業，業業皆然。再進一步說，豈但 自 己維持大報無把握，改行能行嗎? 遷地有辦法嗎? 逃到鄉下不做事，能安全嗎? 祖宗墳墓，能保得住嗎? 妻兒老小自己能保護嗎? 這樣推論下去，必然要達到唯一的結論，就是在國家現狀下，一切事業，都算無基礎，一切生命財產，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話： 不能混。國家現狀就是這樣，中 國人不能混了。以四萬萬人的大國，落到這種不能混的地步; 而我們這樣，賴國家栽培受過若干教育，仗社會優待，吃過多年飽飯的人，一面束手無策，一面依舊寫些一知半解的文字，號稱做輿論的工作。不細想則已，細想起來，焉能不羞愧欲死!

自己罵夠了，不能不聯想及于社會各方面之人，遂不能不斷定： 大家的沒面子，至少也同新聞記者一樣。還有負責任大的人，直接主持或參與國事的人，其沒面子，在道義上或者更大。具體的說，現在國家整個地位，這樣危險，全國民生，這樣困窮，同時我們與他國一樣，有政府，有軍隊，有金融實業各大機關，有多少大校長大教授，還有上千上萬的摩登大學生，和形形色色的名流鉅子。這些人，在全國同胞中，都是受優厚待遇，一大半是直接受人民之厚養。平心自問，責任是否盡到，所做之事，與所受之養，符與不符?在國家這樣大患難之中，文官，從縣長到部長院長，武官，從師旅團長到總司令，負著國家這樣重大責任，享著這樣尊榮，事到于今，有什么面子?再說中國也有不少的專門家大教授，自然其中一部分，實在在各方面緊張工作，但有若干徒享大名，安居樂業，對此河山破碎，依舊一片雍容靜穆的氣概，自我想來，也夠沒有面子了。至于實業界，本來為營利，但營利的本領，也差得多。計劃又疏，耗費又大，遇著國際競爭立刻支持費力。就最近說，白銀成為問題以后的中國經濟界有多么脆弱呀!在平時狀態，尚且不易維持，怎樣能擔負國難責任!我想一般財界重鎮們，倘清夜自省也應該感覺十分難堪吧!再說，全國受中等教育以上的學生，這些人，對國事固然無直接責任，但社會的期許卻甚厚。其中奮勉修養者固然不少，但有些卻依然頹唐不振。譬如學生有組織國劇團公演舊戲的，我的感覺，就很奇怪。今日何時——卻有工夫迷信這些無益之事。哼幾句戲，隨便消遣，尚屬無妨;認真的上臺演唱，要費多少腦力與光陰?受高級教育的青年，在今天，還有閑心迷這些事。要講藝術，應該創些比職業的舊戲家更藝術化的玩意，犧牲嚴重光陰，摹仿他們做甚。這種事實自身，可說是一種悲劇了!其他不良娛樂，也是一理，娛樂已經無暇，況且不良。愿全國青年們想想：在這嚴重國難之下，受這點教育，時機如何寶貴，意義怎樣莊嚴? 常這樣想著，就是知恥之道了。

責備的話不寫了，因為罵人不如罵自己痛快，現在說結論吧! 人若問我： 只如是罵自己，罵眾人，也不能救國，我說不然，這便是救亡工作的第一步! 要國家各方面有迅速的進步，第一就要人人從心坎上自己感到愧急。日本人常說中國人只顧面子，其實那一國人不顧面子，誰不該重視名譽。不過日本人所謂中國人之愛面子，是虛偽自欺的愛面子，只要表面搪塞過去，內容便不深究。中國過去之失敗，就在這顧虛榮而不感真恥! 中國到今天虛榮已完全打破了，這樣大民族赤裸裸的擺在國際舞臺上，眼看要出現束手待擒的最難看之一幕。挽救之策，第一就要大家真愧真急! 佛家講悲悔，這悲字好極了。人人從心坎里至誠悲悔，則無論政界、軍界、經濟界、學術界，定立刻有長足進步! 這一種偉大的心力，兩三年就可表現不可思議的效果。我再聲明一句： 我不是提倡對日報復，或膚淺的備戰論，我認為日本除其極端的軍國主義之外，其人民有許多優點，這兩大黃種國，最后一定能成立平等親善的關系。但其前提必須中國己身得到日本之敬重。換句話說： 就是中國之官吏、軍人、教育實業界，學生之工作成績，人格行動，向來太不受日本敬重，不惟招侮，并且招恨。假若中國各方面一旦事事進步，人人自新，無形中登時增高國家地位，日本到了不輕視中國及中國人之時，對日問題，一定有辦法。歸根結底，中國人的面子要自己恢復，怎樣使中國民族為名譽的生存，這個解答，就在我們自己。

我們從十五年在天津辦報以來，因力戒個人賣名之惡習，報上作文字，不唯不署名，并且不涉及作者個人之一切，現在《大公報》仍然守著這個習慣。不過最近感覺，以個人為中心，說話也有方便處，同時鑒于國事日危，焦燥不耐，此后想藉《周報》地位，不時說些粗淺的老實話以求教于散在各地的知交，及許多未見過面的朋友。現在快到舊年春節，先提出一個《我們有什么面子》的問題，作為給諸位賀春的貢獻。

(1935年1月17日《國聞周報》第12卷第4期)

賞析 這是一篇知人論世的隨感，雖然沒怎么旁征博引，也欠缺蘊借含蓄，但從它觸及時局、痛下針砭的立意言之，還不失其雜文味。

文章是以“沒面子”為由頭生發的，這個由頭來得甚巧。因為，文章所涉及的，是愛國救亡的老問題，倘若沒個好由頭，縱令筆底生花，終難免老生常談之嫌。更何況中國自古是頗講面子的禮義之邦，作者本人是極有面子的體面人士。就在做此文前兩月，作者身為全國性大報《大公報》的總主筆，曾回籍謁墓。其時，上有政府要員、蘇聯和日本等國大使的文字饋贈，下有地方當道、各界士紳的隆重接迎，立墓表，樹神道碑，光宗耀祖，舉國皆知，真是面子十足。這樣一個大面子的人，忽然著文，開宗明義，痛陳自己乃至全體國人“實在沒有面子”，盡管文章講的是愛國救亡的老問題，卻立時有了新意。

人們常說，對國民黨當局“小罵大幫忙”，是解放前《大公報》的特性。不論這般定性是否確當，《大公報》的總主筆著實是愛罵且會罵的，《我們有什么面子》即為一例。“沒臉”、“不要臉”是婦孺皆知的罵人話，文章不僅開篇便曰“沒有面子”，而且第二層的首句更明言“近來從心坎里想罵人”，并從此口口聲聲，一路罵將開去，罵出了文章的主體。整個第二層，罵自己，罵報人，罵“從縣長到部長院長”、“從師旅團長到總司令”，罵實業界與財界，罵教授和學生……罵得辛辣醒豁，酣暢淋漓。但文章雖罵個痛快，卻并非惡語相加，而是議論有故，語重心長，旨在諷勸。特別是作者在罵眾人之前，先罵自己，一句“自己罵夠了，不能不聯想及于社會各方面之人”，立馬明渡陳倉，將鋒芒所向由自己引向眾人，造成理所當然之勢，直叫被罵者啞口，旁觀者共鳴。這不能不令人佩服作者的善罵之妙。

文章最后一層，作者斂罵人之威，筆鋒一轉，和顏道出罵的目的，即在國難當頭之際，使國人知所愧急，從而人人振刷，國家進步，以防外侮。全文環環相扣，自有其縝密的邏輯力量。

作者是個舊報人，雖和魯迅同代，但走的不全是一條路。這篇文章的愛國之情，是洋溢的;切望國人奮發自強之心，堪稱誠正;寫法上亦具備一種既直抒胸臆又平易近人的風格。但在外敵大舉進犯的前夕，只一味自責，單強調應使外敵不輕視中國及中國人，并聲明“不是提倡對日報復，或膚淺的備戰論”云云，作者的抗日態度是否積極，主張是否失之于偏，讀者當會公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