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問于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 性之欲也①。’ 夫既有欲矣, 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 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 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詠嘆之余者②,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曰:“然則其所以教③者,何也?”曰: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④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 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勸懲之, 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⑤朝廷, 而下達于鄉黨閭巷⑥, 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協之聲律, 而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 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 則天子巡狩⑦, 亦必陳而觀之, 以行黜陟⑧之典。降自昭、穆而后, 寖以陵夷⑨, 至于東遷⑩, 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 于是特舉其籍⑾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⑿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 是則計之所以為者然也。”
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 其不同若是,何也?”曰: “吾聞之,凡詩之所聞風者, 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雖《周南》 《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⒀, 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 故其發于言者, 樂而不過于淫, 哀而不及于傷(14),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 《邶》而下(15), 則其國之治亂不同, 人之賢否亦異, 其所感而發者, 有邪正是非之不齊, 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16)。若夫雅頌之篇, 則皆成周之世(17),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 其義寬而密(18);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 固所以為萬世法程(19)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20),亦皆一時賢人君子, 閔時病俗之所為, 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惻怛(21)之心,陳善閉邪(22)之意,猶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于下, 天道備于上(23), 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則其學之也, 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24),參之列國以盡其變, 正之于雅以大其規, 和之于頌以要其止(25), 此學詩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26)之, 涵濡(27)以體之。察之情性隱約之間, 審之言行樞機之始, 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28), 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集《詩傳》, 固悉次(29)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30)冬十月戊子新安(31)朱熹書。
(“四部叢刊”影明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注釋 ①“人生而靜”四句——語出《禮記·樂記》。孔穎達疏: “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靜稟于自然,是天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者,其心本雖靜,感于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情,是情別矣。” ②“則言之所不能盡”句——語本《毛詩序》:“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 ③教——教化,教育感化。《毛詩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④形于言之馀——形,表現。言之馀,言言之所不能盡。⑤郊廟——天帝神祇和祖先。⑥鄉黨閭巷——鄉里和街巷。這里泛指民間。⑦巡狩——天子巡視諸侯所守之土。⑧黜陟——謂進退人材。黜,貶斥。陟,提升。⑨“降自昭、穆”二句——謂周自昭王、穆王之后,國勢逐漸衰微。寖(qin),逐漸。陵夷,衰落。⑩東遷——指周平王遷都洛陽。(11)籍——典籍。此指《詩經》。(12)刊——刪。(13)“雖《周南》《召南》”句——意謂《周南》《召南》之詩,都是接受了周文王的教化而體現其美德。語本《毛詩序》。《周南》《召南》,《詩經》十五國風之首二篇。(14)“樂而不過于淫”二句——《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喪。’”淫,指樂過分而失其正;傷,指哀過分而害于和。(15)自《邶》而下——指國風中《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三國的風詩。(16)“而所謂”二句——意謂時世衰微,周初諸王之正風至此轉為變風。正,正風,指反映周政興盛的作品;變,變風,指反映周政衰落的作品。(17)成周之世——成王、周公當政之時。(18)“其語”二句——謂雅、頌的詩篇措詞平和、莊重,含義寬厚、親切。(19)法程——法則。(20)雅之變者——即變雅,和正雅相對,指《大雅》《小雅》中反映周政衰亂的作品。(21)惻怛——憂傷,指憂世傷時。(22)閉邪——阻絕邪惡。(23)“所以”二句——因此下合于人事, 上符于天道。浹, 洽,符合。(24)“本之二《南》”句——以《周南》《召南》為根本而探求其要領。(25)“和之于頌”句——由頌聲求其和而達到適度。(26)昌——同“倡”,嘆賞。(27)涵濡——浸潤,仔細玩味。(28)“則修身及家”句——指學《詩》能把握住“察之情性隱約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的原則,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就能從《詩》中求得。(29)悉次——悉,盡、全;次,排列、編排。(30)淳熙四年丁酉——宋孝宗淳熙四年,即公元1177年, 歲次丁酉。(31)新安——唐以前郡名(治所在今安徽歙縣)。朱熹為婺源人,婺源屬新安郡,故題名多用新安。
賞析 朱熹撰寫的《詩集傳》二十卷(后人并為八卷),是宋以后《詩經》的重要注本之一。他雜采《毛詩》、《鄭箋》及齊、魯、韓三家之說,而以己意為取舍, 旨在探求《詩經》本義。這樣,就使他的“傳”打破了《毛詩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徑。同時兼顧訓詁與剖析義理,而以剖析義理為主,在闡釋詩義上多所發明。這篇序文抓住有關《詩經》研究的幾個帶全局性問題,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首先談詩所以產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詩序》的說法,又引《禮記》加以補充,認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達感情的需要,就產生了合于音響節奏的詩。他強調“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觀外物的作用,對《毛詩序》“情動于中”的觀點作了補充。
其次談詩的教化作用。他根據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觀點,把詩的教化分為兩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無不正”,故而“足以為教”,這是上以詩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雖雜,但“上之人”加以選擇“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勸懲”,這是以詩刺上的一面。這些觀點,是對《毛詩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進一步發揮。他又指出, “昔周盛時”,詩教大興;及至衰微,“遂廢而不講”。但詩教“被于萬世”,在于孔子的刪詩。這是強調圣人在發揮《詩》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談詩的體制及其流變。朱熹認為,風、雅、頌體制的不同在于它們是不同性質的樂歌:風“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雅、頌是“朝廷郊廟樂歌之詞”。他還沿襲鄭玄《詩譜序》“正經”、“變風”、“變雅”的說法,對詩的流變加以具體闡釋,并認為詩是“正”與“變”兩方面的結合, “詩之為經”正在于這種結合,從而使“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這顯然不同于《毛詩序》將“變風”、“變雅”僅僅歸結為“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的產物。特別是強調風詩乃“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變雅為“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等,發前人所未發,較之《毛詩序》顯然更符合《詩》的創作情況。
最后談學詩的基本原則。朱熹明確指出,學詩的途徑首先是按照風、雅、頌的不同體制分別“求其端”、“盡其變”、“大其規”、“要其止”,也就是要從整體上把握詩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即通過“章句”、“訓詁”、“諷詠”、“涵濡”,來探究詩篇的具體含義。最后, “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詩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實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踐之中。把握詩的基本精神,探究詩篇的具體含義,從而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鮮明地體現了宋學的時代精神。
以上所談《詩》所以產生的原因、《詩》的教化作用、《詩》的體制及其演變、學《詩》的基本原則,可以說是朱熹研究《詩經》、撰寫《詩集傳》的指導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強調《詩》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學勃興的背景下研究《詩經》,鑒于他在知行關系上堅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輕”、“知行相須”,其中不乏可以揀拾的“真理顆粒”,故而在《詩經》的研究中往往能別出機杼,斷以己意。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來墨守《毛詩序》解《詩》的樊籬,明顯地體現出對漢儒的詩學觀念的修正和突破,從而成為《詩經》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獻。
這篇序文在寫法上也頗具特色。全文采用問答方式,通過四問四答, 自然地轉移論題,使得論題醒目、條理井然,加之論說透辟、淺顯,語言整飭、精煉,成為古代序文的名篇長久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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