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荊潭唱和詩》序》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唱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仆射裴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豪厘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茍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

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韓愈的散文作品中，有一些被歸為“雜文”類的實用體短制篇什，多不拘定格，文隨事異，以爐火純青的寫作技巧和獨特的表現形式為人矚目。《荊潭唱和詩序》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在這篇為友人詩集作的序里，作者借題發揮，曲譬巧說，不僅以雄健的論證成功地闡述了重要的文學理論觀點，而且以形象生動、辭章斐然的審美特色，給人以強烈的藝術享受。

文章以“從事有示愈以《荊潭唱和詩》者”為契機，先點出作序起因。荊 (南)，唐時方鎮，治所在荊州 (今湖北省江陵)。文中的裴 (公) 均貞元十九年 (803) 五月出任荊南節度使。潭 (州) 轄今湖南省長沙、株州、醴陵、瀏陽、益陽等縣地。貞元十八年 (802) 九月，楊 (公) 憑出潭州觀察使。二人及屬僚公余之時，與當地土著酬詩唱和，以文較力，編為一集。時韓愈為江陵法曹參軍，隸屬裴均，故裴的侍從邀其為之序。

序是一種文體，為贈序的濫觴。其本意是墻，(《說文解字》)，假借作“敘” (段注)，引申為“敘述”、“說明”; 初見于《毛詩》、《尚書》、《周易》等整部書籍之前，簡介該書內容及成因; 書、序一人作或前人書后人序。六朝重賦序，詩序極鮮。唐盛詩序; 后演為序、詩分作，各自成篇。《唐文粹》、《文苑英華》遂增無詩之序體。其演繹略是。

接著，作者虛晃一槍：“即受以卒業”，“仰而言”，卻不直言為之作序的詩集，而“王顧左右而言他”，“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 (yaomiao，精微狀) 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突發奇語，使人如墜五里云中，不知其欲如何。然而，此處正是作者“險語破鬼膽，高辭媲皇墳” (韓愈《醉贈張秘書》) 的苦心經營處。文中以“和平”之音的“淡薄”與“愁思”之聲的“要妙”、“讙愉”之辭的“難工”與“窮苦”之言的“易好”兩組為眾所知的事實，形成鮮明的對照，從“聲音”和“言辭”即詩歌創作和散文創作實踐及創作規律的角度，推出渾厚有力的論據，造成一種先聲奪人的氣勢，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和無盡的遐思; 而自己的觀點“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則在不容置疑的論述中，水到渠成地顯現出來。“是故……”一句，既是本文的中心論點，也是論據。它從“文章之作”的“恒發于羈旅草野”與“王公貴人……”的“不暇以為”的對照中，從文學創作者，即“人們”創作活動實踐的角度，進一步加以論證。這一段論述，言語雖簡，意蘊極豐。作者巧曲運思，“引物連類”，以俯視宇宙的氣概，任筆縱橫馳騁，信手拈來，恣意著墨，把太平盛世、流亂離年、天涯孤旅、山湖隱士，以及滄桑世事、人生坎坷等等，盡收筆底，造成氣勢浩大，一瀉千里之勢; 三層論述，在內容上層層遞進，交相輝映，把論點表達得清清楚楚，又使文章有一種跌宕生姿的藝術效果，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全段句法上工致的對仗和形象生動的語言，抑揚頓挫的節奏，使文氣貫通如注，造成文章感情上間不容發，但又有從容不迫的美感。

下面，作者筆鋒一轉，將視野由遠及近，轉入“正題”。他贊揚“仆射裴公”，(按：唐宋兩代朝中設左右仆射，輔佐天子決議國政，職位相當于宰相。裴均元和年間人為尚書右仆射，乃數年后之事。《昌黎先生集》(《四部備要》)注：“或無仆射裴三字”。當是。)“常侍楊公”在荊、潭的政績，同時對他們雖“爵祿之報兩崇”而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成就“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之詩給予很高的評價。這里的論述也很工巧：以裴、楊二公“開鎮蠻荊，統郡維九”;“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尊與他們“鏗鏘發金石，幽眇感神”之作的事實，證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以他們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酬唱，接觸社會下層現實生活而能作出“鏗鏘”、“幽眇”之詩的事實，證明“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循環往復，絲絲入扣，令人有曲徑通幽之感;形象生動的語言，隨物賦形，傳神地表現了所論述的對象，使說理變得具體可感，增加了說服力。“搜奇抉怪，雕鏤文字”既是評價別人，也是作者本人對文學藝術刻苦追求的寫照，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這種特征。前人評此處時，多以為溢美之辭。實則不盡然。作者是以《荊潭唱和詩》的成集經過及取得的成績，作為具體的事例，對自己的觀點加以闡說，使其更具說服力。當然，對于裴、楊等人能夠寫出一些反映社會現實和真情實感的詩作，無疑他是贊賞的。“茍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正表明了他的態度。

這篇序的語言頗見功力。通篇看，駢、散結合，骨干篇章，工致的對偶俯拾即是，特別是修辭上的對比運用，加強了語句的節奏感，增加了表達的準確性;作者還有意結構一些句法上不對仗，但文意上相對的句子，如“是故……”、“至若……”二句、“開鎮……”、“領湖……”二句。這些結構，使全篇章法變得參差錯落，造成氣勢雄渾、聲調抑揚頓挫、鏗鏘有力、瑯瑯上口的效果，表現出一種以不和諧而求和諧的審美情趣，加重了表達的語氣和效果。文中語言多飽含著感情，本身對所述事物具有審美判斷;形象的比喻，特別是詞的比喻義的運用，如“搜奇抉怪、雕鏤文字”，非常傳神，生動，有力地加強了表達效果;文中多用四字句，如珠連玉綴，絲竹繁奏，工巧而不見刻削之痕;以四字、對偶結構的警策句發人深省，起到了突出主題，統領文意的作用。包世臣評韓愈不善為序，認為他“諸文序為差劣，本供酬酢，情文自無，是以別尋端緒，仿于策士，諷喻之遺，偶著新奇，旋成惡札”(《與楊秀才子論文書》)。張裕釗則說“昌黎諸書短篇，道古而波折，自然簡峻，而規模自宏，最有法度，轉折處更多。”二說互見，是否有助于悟出這篇序的特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