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賈平凹同志， 并不認識。我讀過他寫的幾篇散文， 因為喜愛，我發(fā)表了一些意見。現(xiàn)在， 百花文藝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散文集了， 賈平凹來了兩封信，要我為這本集子寫篇序言。我原想把我發(fā)表過的文章，作為代序的，看來出版社和他本人，都愿意我再寫一篇新的。那就寫一篇新的吧。

其實，也沒有什么新鮮意思了。從文章上看(對于一個作家，主要是從文章上看。)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誠篤的人，是一位勤勤懇懇的人。他的產(chǎn)量很高， 簡直使我驚異。我認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學事業(yè)上來了。他已經(jīng)有了成績，有了公認的生產(chǎn)成果。但我在他的發(fā)言中或者通信中，并沒有聽到過他自我滿足的話，更沒有聽到過他誹謗他人的話。他沒有否定過前人，也沒有輕視過同輩。他沒有對中國文學的傳統(tǒng)，特別是“五四”以來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發(fā)表過似是而非的或不自量力的評論。他沒有在放洋十天半月之后，就侈談英國文學如何， 法國文學又如何， 或者英國人怎樣說，法國人又怎樣說。在他的身旁，好像也沒有一幫人或一伙人，互相吹捧，輪流坐轎。他像是在一塊不大的園田里， 在炎炎烈日之下， 或細雨濛濛之中， 頭戴斗笠， 只身一人， 彎腰操作，耕耘不已的農(nóng)民。

賈平凹是有根據(jù)地，有生活基礎的。是有恒產(chǎn)，也有恒心的。他不靠改編中國的文章， 也不靠改編外國的文章。他是一邊學習、借鑒， 一邊進行嘗試創(chuàng)作的。他的播種， 有時僅僅是一種試驗。可望豐收， 可遭歉收， 可以金黃一片，可以良莠不齊。但是，他在自己的耕地上， 廣取博采，仍然是勤勤懇懇，毫無怨言，不失信心地耕作著。在自己開辟的道路上，穩(wěn)步前進。

我是喜歡這樣的文章和這樣的作家的。所謂文壇，是建筑在社會之上的，社會有多么復雜，文壇也會有多么復雜。有各色人等，有各種文章。作家被人稱做才子并不難，難的是在才子之后， 不要附加任何聽起來使人不快的名詞。

中國的散文作家，我所喜歡的，先秦有莊子、韓非子，漢有司馬遷，晉有嵇康，唐有柳宗元， 宋有歐陽修。這些作家， 文章所以好，我以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對于文章，作家的情操，決定其高下。悲憤的也好，抑郁的也好，超脫的也好， 閑適的也好。凡是好的散文，都會給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王羲之的《蘭亭集序》， 表面看來是超脫的，但細讀起來，是深沉的，博大的， 可以開擴，也可以感奮的。

閑適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 五四以后， 周作人的散文， 曾稱閑適， 其實是不盡然的。他這種閑適， 已經(jīng)與魏晉南北朝的閑適不同。很難想像，一個能寫閑適文章的人， 在實際行動上， 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敵人合作，甚至與敵人的特務們周旋。他的閑適超脫，是虛偽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現(xiàn)了那些無聊的、煩絮的、甚至猥褻、抄襲的東西。他的這些散文，就情操來說，既不能追蹤張岱，也不能望背沈復， 甚至比袁枚、李漁還要差一些吧。

情操就是對時代獻身的感情，是對個人意識的克制，是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是一種凈化的向上的力量。它不是天生的心理狀態(tài)，是人生實踐，道德修養(yǎng)的結果。

淺薄輕佻， 見利而動， 見勢而趨的人， 是談不上什么情操的。他們寫的散文，無論怎樣修飾，如何裝點，也終歸是沒有價值的。

我不敢說“閱人多矣”， 更不敢說閱文多矣。就僅有的一點經(jīng)驗來說， 文藝之途正如人生之途，過早的金榜、駿馬、高官、高樓，過多的花紅熱鬧，鼓噪喧騰， 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經(jīng)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這條道路上，冷也能安得， 熱也能處得， 風里也來得， 雨里也去得。在歷史上， 到頭來退卻的， 或者說是消聲斂跡的， 常常不是堅定的戰(zhàn)士， 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1982年6月5日晨起改訖

(本文錄自《孫犁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

賞析 孫犁的文章向來以“清麗”、“自然”著稱，但通讀本文讀者會感到僅僅用清麗、自然兩詞不足以概括本篇的特色。我們在讀的過程中，作家像是在和我們娓娓而談，沒有架子、沒有隔閡， 只是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所感、所想寫下來，似乎從作家筆端汩汩流出來的不是文字，而是作家真誠而又熱烈的心靈，使我們倍感親切。文章語言準確、純潔，沒有無意義的鋪張，更沒有流俗的術語，是一種“親切文體”。一旦進入文章的世界，你再也沒有力量也沒有理由拒絕作家的真誠。

本文屬說理性較強的隨筆，作為一篇序言寫得不同凡響，作家既不是敷衍了事地聊以塞責，也不是無原則地說好壞，而是鞭辟入里，坦誠相見。作為一個文學家，其品位高低取決于作家的文學觀——即“為什么寫作”這一問題，孫犁正是從這一角度入手評價賈平凹其文其人的。二人心靈的溝通源于共同的文學信念：孫犁是淡薄于名利的作家，全部身心都撲在了文學事業(yè)上;而賈平凹也是此性情中人。他不是把文學當作沽名釣譽的手段，文學是他的全部生命和事業(yè)。這和那些不自量力、互相吹捧的作家截然不同，因為他深知作品會證明自己的一切，作家完全可以沉默，他所關心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只有在過程中才能體驗到寫作的充實和征服文字的喜悅、看到自己旺盛的生命力，而結果只是身外之物，重要的是我還在前行，還在進一步證實自身。顯而易見，正是這種寫作觀的相知，從不輕易贊人的孫犁先生才欣然為《月跡》作序。兩代作家寫作信念的契合，使我們也享受著心靈上的溝通，最終被他們把寫作看作生命的信念所征服。在作者筆下的賈平凹是一個誠篤、勤懇的作家，他在“嘗試”寫作，不休止地播種、試驗，其結局可望豐收，可望歉收，但他只是不失信心地耕耘著，應該說這是一種高格調(diào)的創(chuàng)作境界。

中國有句熟話“文如其人”，法國人布封也說“風格即人”，可見人格對寫作的影響之大。在“為什么寫作”之后，作者把焦點轉(zhuǎn)向了作家的“情操”，好的情操給人陶冶，使人高尚;而品格低下的作家的文中往往充斥著虛偽和無聊。本文中作者所稱贊的情操是那種對時代的獻身精神，是對個人意志的克制，是對人的一種凈化的力量。這是作家理想的追求，做到了這一點，一個作家才能在清苦和寂寞中忍受誣蔑和凌辱，默默地前行。最終被歷史所證實的也將是這些甘于寂寞的作家，為了說明這一點，老作家回顧歷史、評價人物，可謂意味深長;但作家恬靜的敘述表象背后蘊含的卻是對人類和民族的博大的愛心，是對后輩作家的殷切希望。

雖然本文說理性較強，但我們讀來并不枯燥。即使最嚴正的教誨也讓人感到通體舒暢。作家把自己的一顆心交給了讀者，像是圍爐夜話，氣氛融洽使人倍感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