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文學流派的起伏變更，總先有不得不變之勢隱存著了，然后霹靂一聲， 天下響應，于是文學革命，乃得成功。這革命的偉業，決非一二人之力所造得成，亦決非一二人之力所止得住。照新的說法，文學亦同政治和社會一樣， 是逃不出環境與時代的支配的。窮則變，變則通;通而又窮， 自然不妨再變。

統觀盛明崛起，先有了劉文成、高青邱兩大詩人，樹立于前，一則郁伊善感，萬象包羅，一則清華朗秀，詞壇獨步，蓋創業初期，文氣自然豪麗也。承平日久，館閣諸公，競以矞皇典麗為指歸，孔步亦步，孔趨亦趨， 于是乎滔滔者天下皆是優孟衣冠了， 明代前后七子模仿盛唐流弊，就在乎此。

公安袁氏，兄弟三人(袁宏道字中郎，兄宗道字伯修， 弟中道字小修)，獨能于萬歷詩文疲頹之余， 自樹一幟，洗盡當時王、李的大言壯語，矯揉造作;以振衰起絕而論， 他們的功業，也盡可以與韓文公比比了。然而《袁中郎集》的不見流傳者(乾隆中被禁毀)， 當然又是清初館閣諸公的袍巾頭巾， 在那里作梗。

現在先摘幾節袁中郎論詩文的要旨在下面，然后再來說一說他的全集， 當然在現代也有翻印出來的必要。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 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 襲古人語言之跡， 而冒以為古， 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為復古， 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于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子， 皆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雪濤閣集序》)

“……弟才雖綿薄， 至于掃時詩之陋習， 為末季之先驅， 辨歐、韓之極冤，搗鈍賊之巢穴， 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 亦弟得意事也。……”(《答李元善》)

“……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 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 乃以詩不唐， 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 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馮琢庵師》)

“文章新奇， 無定格式， 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 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

略抄數條， 大約《明史》 (288卷)列傳里所說的宏道“詩文主妙悟”，“清新輕俊”諸點， 總已能想見一斑了罷?

由來詩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 總以抒發性靈， 歸返自然為標語。唐之李、杜、元、白， 宋之歐、蘇、黃、陸， 明之公安、竟陵兩派，清之袁、蔣、趙、龔各人， 都系沿這一派下來的。世風盡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變，然而人的性靈，卻始終是不能泯滅的。袁中郎的詩文， 雖在現代，還有翻印的價值者，理由就在這里。更何況全書遭禁毀之后，流行不廣，貧門寒士，要想一賞袁中郎的奇文， 非受盡書賈的惡勢不可的今日呢!

至于公安一派在文學上的革命功績和歷史， 已有周作人先生提倡在先，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說。然而矯枉過正， 中郎時時也不免有過火之處，如他的西湖紀游里關于吳山的一條記事：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 以是不得遍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之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可嘆哉!”

這豈不是太如《明史》列傳作者之所說“以風雅自命”了么?

較袁中郎略后，繼公安派而起的所謂竟陵鐘伯敬、譚元春之流，因公安派詩文的清真近俚，欲矯其弊而變為幽深孤峭，那又是一時的風尚， 本來與袁中郎無關。但后世的論詩文者，每以三袁的佻仄， 與鐘、譚的幽詭并提， 斥為偽體俳體，將鐘、譚、三袁， 尤其是宏道的奇文妙句， 一概抹煞，這可真使人不得不為袁中郎叫屈了。

記得十數年前，在武昌曾買得一部《袁中郎全集》的家刻舊本;當時熟讀數過， 覺得通行本《瓶花齋集》里所收集的詩文，只有全集的十之三四，后來貧病交迫，這全集以五元錢被上海一家書賈買去。如今回想起來，總隱隱還覺得心痛。現在林、劉兩氏，翻印《袁中郎全集》的計劃成功，我不但感到是替我報了一班市儈書賈的仇，并且更有重遇故人的快樂機會了。這快樂我想和中國各地的貧文士，大家來同嘗一下。

1934年6月。

(《袁中郎全集》，明崇禎2年刻本。

本文錄自《郁達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賞析 這篇文章寫于1934年《袁中郎全集》得以重印之時。《袁中郎全集》是明代公安派主要代表人物袁宏道詩文集，由于集中宣揚了公安派的文學主張，和明清時期文壇的浮縻之風形成尖銳對立，乾隆時遭到了禁毀。郁達夫在這篇序言里提綱挈領地概述了明代流派變遷，公正地評價了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的得失， 申明了重印《袁中郎全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出于一個文學家的自覺，郁達夫對于明代詩文流派和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的詩文主張提出了深刻見解，對于整個明代的文學狀況作出了宏觀的把握。他認為“大抵文學流派的起伏變更，總是先有不得不變之勢隱存著了”的，同時文學流派的變革和政治和社會一樣，是受時代和環境支配影響的。他認為“窮則變，變則通;通而又窮， 自然不妨再變”。十分辯證地講出了文學創作和流派演進過程中的變革規律，這種變革是基于現實基礎之上的。現實的時代和環境有礙于文學的發展必然激起文學的變革，同時文學自身的因素也在努力地要求其與環境和時代在外在條件相協調，從而完成一個否定、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流變過程。可以說，郁達夫這樣的文學流派和創作變革理論即使在今天仍具極強的理論價值。

公安派作為明代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在當時的文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在明代以后一直以潛滋暗長的方式延續著。作為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袁宏道的詩文主張可以說是博大精深的。郁達夫采取取一斑而窺全豹的辦法，提取了袁宏道詩文理論的精華，概括地介紹了袁宏道的文學主張和文學創作上的流弊。讀完郁達夫的這篇序言，即使我們不去讀這部《袁中郎全集》，對于這部全集的要義我們依然能夠了然于胸，而這恰恰正是郁達夫這篇序言的長處和特點所在。同時，我們在閱讀郁達夫對于袁宏道的詩文要旨的摘錄時，也能體味到郁達夫本人的文學觀念和創作主張。其中袁宏道的許多論詩文句就可以作為郁達夫散文理論的精辟概括。如果我們斷然說，郁達夫的散文在某些方面承襲了明代公安派的衣缽也許有些不妥，但郁達夫散文受明代公安派的影響卻是不可辯駁的事實。結合30年代的文化背景，這篇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不單單是一篇序言，更像一篇郁達夫宣揚自己文學主張的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