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者，志之所之也。《春秋說題辭》：“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故詩之為言，志也。揚子^①亦言：“說志者莫辨乎詩。”李注^②：“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人各有志，志之卑亢殊，而詩之升降，亦于以判。故古有采詩之官，先王所以觀民俗，知得失， 自考正也。延陵季子^③聘魯，請觀周樂， 自鄶以下無譏。詩之為義大矣哉。

吾友高子純劍④、柳子亞廬^⑤等，既以詩詞名海內，復創南社，以網羅當世騷人奇士之作，蔚為巨觀。鐘儀操南音^⑥， 不忘本也。昔啟、禎之際⑦，太倉二張^⑧，首唱應社，貴池劉城^⑨和之為廣應社。嘉魚熊開元^⑩宰吳江，進諸生講藝，而復社乃興。由是云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歷亭有序社， 昆陽有云簪社，而吳門有羽朋社、匡社， 武陵有讀書社， 山左有大社。流派雖別， 以詩古文詞相砥礪，而統歸于復社。山鳴谷應，風起水響，于斯為盛。“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三百載，其人若存兮!”^⑾有踵接而起者， 固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也^⑿。

雖然，余選古近詩，至宋、明嘗略而弗錄。其持論曰：詩運降戾，爰茲歷年幾千，代有遷移。溫厚以則，宋以前也。纖麗以淫，唐以后也。且五言之際宋、梁，猶七律之際晚唐，衰遞以漸。學漢、魏不能，或猶類唐;學宋、明不能，將蔑取似也。然則斯編何取乎?曰：輯詩非選詩也。于先王之書， 《樂記》道之曰： “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⒀故哀樂感夫心，而詠嘆發于聲。斯編何音?斯世何世?海內士夫庶幾曉然喻之，而同聲一慨也夫。嗟嗟! 《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子夏⁽¹⁴⁾序詩，是以君子謂之知言。

(“南社叢刻”本《文選》卷一)

注釋 ①揚子——指西漢辭賦家、哲學家、語言學家揚雄。著有《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和《法言》、《太玄》以及《訓纂編》、《方言》等。引文見《法言·寡見》。②李注——指唐代學者李善的《文選》注本，共六十卷。③延陵季子——春秋時吳國貴族季札， 又稱公子札，因其封地在延陵(今江蘇常州)，稱延陵季子。公元前544年出使魯國，在欣賞周代傳統音樂詩歌時加以評析，推及盛衰大勢。④高子純劍——高旭，字天梅，號劍公，別號純劍，南社創始人之一。著有《天梅遺集》。⑤柳子亞廬——柳亞子，字安如，一字亞廬，南社創始人之一，社長。著有《柳亞子詩詞選》等。⑥鐘儀操南音——春秋時楚人鐘儀被俘于晉，仍戴楚帽，操楚音(即南音)，以示不忘本。⑦啟、禎之際——明朝最后兩朝年號天啟、崇禎，指明末。⑧太倉二張——明末江蘇太倉人張溥和張采。他們曾創建應社，后合并江南各團體后稱復社，聲望頗高。⑨劉城——明代秀才，安徽貴池人，入清不仕。⑩熊開元——明天啟進士，湖北嘉魚人， 曾任吳江令，后隱居蘇州靈巖山。(11)“春木”四句——語見揚雄《法言·寡見》，第三句原作“去之五百歲”。前二句意謂春木芒然而生，譬若孔氏啟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言其純美也。芚(tun)，草木初生貌。鶉，鵪鶉， 肉味美，卵亦可食。(12)“固可以觀”句——語本《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觀，鄭玄注： “觀風俗之盛衰。”群，孔安國注：“群居相切磋。”怨，孔安國注： “怨刺上政。”(13)“《樂記》道之曰”句——見《樂記·樂本篇》：“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14)子夏——春秋末晉國(一說衛國)人。字子夏，孔子得意門人，以文學見稱。精于《詩》教，明于《春秋》大義，兼通《易》、《禮》。

賞析 南社是辛亥革命時期成立的進步文學團體，借詩文唱酬，提倡民族氣節，發揚民主愛國思想，反對清王朝專制統治。社員所作詩文輯為《南社叢刻》，共出22集。寧調元是南社發起人之一，他的這篇序文成為當事人記當時事的重要史料。

序文概述了南社創立的經過及其影響。光緒三十三年(1907)，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人發起籌備南社。當時，寧調元因參加萍、瀏、醴起義被捕，囚禁于長沙獄中。他以書信聯系，積極參與籌建南社的活動。宣統元年(1909)，南社正式成立于蘇州虎丘，早年成員多屬同盟會員。寧調元在序文中闡釋了取名“南社”之故，即“操南音，不忘其本”，用以作為反對“北廷”的標志。非常巧的是， 明末張溥、張采所創建的復社曾于崇禎元年(1628)在蘇州虎丘舉行大會。同是虎丘一地，復社與南社前后300年相映成輝，令人歡欣鼓舞。寧調元回顧了復社的發展歷程，滿懷信心地指出“去之三百載”， “有踵接而起者，固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也”。

打著傳統旗號，鼓吹時代精神，即“舊瓶裝新酒”，這正是清末民初文壇的共同現象。寧調元在這篇序文中對于儒家“詩教”作出新的闡釋，用以宣揚民主主義精神。宋明以來，統治者大力提倡理學，原始儒學的民主性不復存在，文學淪為載道工具，以至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宋詩運動都將載理學之道作為文學創作的旨歸。寧調元鑒于此在序文開篇即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借前人論述喚醒人們重新審視文學的要義。他指出： “溫厚以則，宋以前也。纖麗以淫，唐以后也。” “學漢、魏不能，或猶類唐;學宋、明不能，將蔑取似也。”在這里，他呼喚文學創作重歸儒學言志之道，而這個“志”， 自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志”，而是帶有時代性、革命性的“志”，即將民主革命的精神貫徹到文學創作中去，與時代同步，為革命呼號。

序文流暢舒展，浸透著一種昂揚的激情與跳動的活力，這正是寧調元人品的燭照。辛亥革命后，南社部分成員積極投身反對袁世凱的斗爭，寧調元是其中突出的代表。1913年，他與熊越山到漢口秘密進行討袁活動，事泄被捕，遇害武昌。寧調元詩作頗有唐風，受杜甫影響較大，柳亞子在其遇害后編選《太一遺書》傳世以為紀念。寧調元的創作思想及作品風格對于南社成員均有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