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花種竹自古以來為人們所樂愛的事，它能培養高尚的情操，深厚的修養， 因為蘊藏著文化在其中， 蘇東坡說過： “寧可食無肉， 不可居無竹， 無肉令人瘦， 無竹令人俗。”講得太風趣而有深意啊! 肉似乎人必需的東西，但在他看來竹比肉更需要，發現精神文明有時比物質文明更突出。我是愛竹成癖， 不但疏影當窗， 而且描容說情， 對它真是纏綿一生，竹如是， 其它的花木同樣亦是視同知己。我總有這樣的感覺，室內無花，齋前無綠，其寂寞枯燥太令人難受了。有了這些紅情綠意，我的生活豐富了，我的感情滋生了，我不但可以欣賞千姿百態，我可以揮毫寫生，我可以歌詠篇章，我可以因花木而高吟前人的詩詞，境界太美了， 可以說花木為我解憂寄情， 不可一日無此君了。

世界上的事物， 是可以由此及彼， 往往從一點能引申到無窮東西。就養花而論，真可說是一門學問，科學家有科學的角度， 文學藝術家有文學藝術家角度，我似乎有這樣的看法，從一種角度去觀賞，總覺得如文章一樣不完篇。因此我們將兩者攜手起來，不是更完璧了嗎?這樣既能有很好的栽培、美麗的姿容， 同時產生了詩情畫意，從而得到文化享受。當然要達到這樣完美的要求， 是需要多方面的熏陶， 潛移默化中慢慢地漸入佳境。于是我們很有必要出版一些關于這類的書籍。趙正達同志他是位有心人， 看到了這一層， 花了三年的工夫， 寫成了《中國花卉盆景全書》一書，既包括了花木的栽植， 整枝造形， 以及配盆， 安架等諸方面， 尤其值得高興的， 他跨出了一大步， 將文化緊緊地結合了起來，把歷代對花木的詩篇，從古籍中爬梳出了， 充實了該書的內容， 既有栽植， 又添品賞， 手此一冊， 引人們在批紅判白之中，浮現了詩的清味， 雅的享受，這不能不說是高度文化享受了，這中間可以消去俗念凡思， 對身心健康起了積極的作用，既養成高尚的品德， 又使身心健康， 益壽延年， 功德無量。屬序于我， 謹以此瑣語， 預祝此書成功。我曾說過：“搞好四化，必先綠化，沒有綠化，便無文化。”世界進步到現在，綠化與花木欣賞， 已成為文明的象征。則此書之作， 豈非徒然哉。歲闌清寂， 窗前玉容映翠，正水仙亭亭吐芳， 清芳宜人， 頓忘勞生， 想讀者必以贅語為非了。

1987年1月22日

(本文錄自陳從周《隨宜集》， 同濟大學出版社， 1990年版。)

賞析 陳從周教授是中國當代著名的古建筑、園林專家。其“治建筑園林，治詩詞，治書畫，治昆曲，治考古文物，治種種雜學， 皆能融會貫通，化而為一，所謂文武昆亂不擋，是為大家” (馮其庸： 《簾青集·序》)。他的著述頗豐，除《說園》、《蘇州園林》、《園林談叢》等園林專著外， 尚有詩詞集《山湖處處》，散文集《書帶集》、《春苔集》、《簾青集》、《隨宜集》等，其繪畫從師于張大千，亦頗見功底。1987年，陳教授曾寄贈筆者一幀書畫：但見修竹一枝，其上書云：“少日風華憶去時，高樓市隱鬢如絲。半生湖海鄉情厚，誰識西泠老畫師。”

我對從周先生十分崇敬。大概是對園林認識上的一致吧，他稱我為“真同道也”，并引為“泉石知己”。“幾多泉石能忘我，何處園林不識君”。從周先生與園林真是有著不解之緣，近年更是自詡“以園為家，以(昆)曲托命”了。

從周先生是名家，請名家作序，為自己的論著鑲一塊寶石，也是常有的事。僅我讀過的先生的序文就有24篇，雖非洋洋灑灑之大作，卻是篇篇有感而發。文字婉約清麗，含蓄蘊藉，見解獨到精辟，意境幽深。《〈中國花卉盆景全書〉序》，便是其中之一。

“文革”前，花卉盆景作為“修正主義”的東西，曾被批判多年，有關著述自然少見。作者趙正達先生“花了三年的工夫”， 于80年代初寫成了《中國花卉盆景全書》，正可謂恰逢其時。它對花卉盆景知識的普及，對澄清中國人對養花種草的認識，無疑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該書的特點是將園藝與文化相結合，“既有栽植，又添品賞”，也即文理兼備。面對這樣一部“全書”，從周先生欣然命筆，寫下了這篇850個字的序。

從周先生說過：“園林固美，述園之文不可無華”。我理解，這個“華”字，不是指詞藻的華麗，而是指文采，指行文要有景有情，情景交融，也即有意境。正如王國維所云： “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中國花卉盆景全書》序，便具有這樣一個顯著的特點。換句話說，從周先生的這篇序，可謂“披文入情，探幽入微”，形散而意聯，高在用平平常常的詞語，娓娓道出了作者對“栽花種竹”的切身感受與深刻理解，并從中折射出陳老先生的通達世情的睿智，博識眾藝的才學。序文伊始，即以濃濃的詩情景語，道出了栽花種竹的精神功能——“培養高尚的情操，深厚的修養”。接著，便引用了蘇東坡說過的一句名言： “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 無竹令人俗”，從而得出“精神文明有時比物質文明更突出”的結論，達成了序文的立論。

序的前半部妙在作者以“我”為例，如何“愛竹成癖”，對其“描容說情”，“纏綿一生”;如何對“其它花木同樣亦是視同知己”，接著便將花木的種種可愛之處，推向了更廣更深更高的層次： “……有了這些紅情綠意，我的生活豐富了，我的感情滋生了，我不但可以欣賞千姿百態，我可以揮毫寫生，我可以歌詠篇章，我可以因花木而高吟前人的詩詞，境界太美了，可以說花木為我解憂寄情，不可一日無此君了”。如此一段情意纏綿的景語，便把作者自我融進了人生藝術化的意蘊之中，并動人以情地闡發出人生的藝術真諦和哲理旨趣，讀來身感同受，頗多意趣，同時使讀者也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了“紅情綠意”之中。

序的后半部分，作者透過觸類旁通的藝術手法，指明了文理應該相同的道理，并以引申出“全書”出版的必要及其主要特色，且針對書的主要特色給予了高度評價： “手此一冊，引人們在批紅判白之中，浮現了詩的清味，雅的享受，這不能不說是高度文化享受了，這中間可以消去俗念凡思，對身心健康起了積極的作用，既養成高尚的品德，又使身心健康，益壽延年，功德無量。”至此，文章自然而然地也就起到了推薦的作用。

序文末尾，作者進一步提出了“沒有綠化，便無文化”的觀點，并再次強調了綠化與花木欣賞“已成為文明的象征”。這樣，作者推薦的這本“全書”，也就是“豈非徒然哉”了。序文以“歲闌清寂，窗前玉容映翠，正水仙亭亭吐芳，清芳宜人，頓忘勞生，想讀者必以贅語為非了”作結語，將序文重新引入景情交融的境界，細細品味， 自可得一番趣味。

文章都是有情物。從周先生的序，有感而發，有情而抒，讀來有詩情在，有畫意在，有真言實語在，這就構成此序“獨抒靈性，其為人為我，無復可分，自成一家言”(馮其庸：《簾青集·序》)的藝術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