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 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偽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 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 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 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紀載。《莊子》的《天下篇》， 《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紀述。我們要編成系統， 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 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 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 治哲學的， 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 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于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 才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 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 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 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于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源;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見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 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 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 并且為后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 所以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 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 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于老子以后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適之先生此編， 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 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跡。便是從老子到韓非古人畫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 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 其他較小的長處， 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 由上古而中古， 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3000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 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全集》， 中華書局1984年版)

賞析 《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一編，于1918年曾獨立出版。像這樣的中國哲學史，在中國還是第一次出現。胡適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哲學史，在講義的基礎上編成。

當時，蔡元培是北大的校長，他就是研究哲學的。當年在德國留學時，就是學的哲學。1914年他就出版了《簡易哲學綱要》，1918年又出版《哲學大綱》。在1921年赴歐美考察教育時，紐約大學曾授予他名譽哲學博士學位。作為校長，作為哲學家，親自為胡適這本書作序，足見他對這本書的重視。

這本書，在當時也的確值得重視，因為它具有開創性。

正如蔡元培在序中所說，在古代，講述哲學的著作不少，但都是一個作家一個作家的平行記述，構不成哲學發展史的系統。在胡適之前，北大就開有古代哲學史課。講授時，也還是單列平行講作品，如講《周易》，講完之后講《老子》，講完《老子》講《莊子》，……都是孤立地講，不成史的系統。這種講法，缺點很明顯。學習的人學過之后， 只知道歷史上幾個哲學家，懂得了他們的作品及思想，卻不能明白哲學歷史發展的脈絡，當然也理不清經驗教訓。

胡適在美國留學，就是學哲學。他從美國學得了一種系統研究的方法。1917年胡適回國，在北大講中國哲學史，就用這種新方法授課。他寫《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當然也是用的這種新方法。根據蔡元培的介紹，胡適這部著作有四大“特長”： “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

所謂“證明的方法”，就是考證。胡適的辦法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過去曾批評他這是“唯心主義”，實際上這是搞科學研究的有效方法。當時的胡適，就被人們視為有“考據癖”。甚至魯迅在《阿Q正傳》中當作“開心話”提到這件事。胡適就是通過這種考證，不僅解決了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一些問題，而且后來用到古代文學研究上，也頗有成效。蔡元培在序中給予肯定，是應該的。

所謂“扼要的手段”，實際上是取整體還是取部分的問題。“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是整體; “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是部分。胡適“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是取部分。蔡元培贊為“這是何等手段”。這從一個方面說，是胡適想求得所講更穩實。因為在老子之前的那“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有許多難以說清的史實問題。連史實都難以敲定，那么寫起哲學史來，豈不處處埋伏著失實的危險嗎?胡適重證據，他不想冒那個險。為了不造成自誤誤人的后果，寧付闕如。這種精神應該肯定。

過去“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其原因在于研究哲學的人，自屬某一門派或流派。他站在本派一方，去看別派的哲學思想， 自然就會“非”他人而肯定自己。這里就必然有著偏見或成見，論斷起來就不會公平。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出來的新人，在學術思想上，不屬于傳統的任何一派。他用他自己的觀點去看“諸子”，他便能比較客觀，是是，非非， “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看來事情并不大，但開了一個好頭。學術研究就應該是“很平等的”，確也應該特別提出，加以發揚。

胡適在研究方法上的貢獻，最突出的就是“系統的研究”。他所采用的“系統的研究”方法，畫出了中國古代哲學“遞次演進的脈絡”，使讀者能夠看出歷史發展的面貌。蔡元培稱“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這確乎不是過譽。

這種方法的意義在于：它不僅適用于哲學史的研究，而且適用于其他一切歷史性的研究。在中國古代，一切歷史性的研究，幾乎都是“平行”法。連歷史記述的本身，也是“平行”記述。胡適這種方法一經推廣，其他學科的發展史研究，也隨之發展起來。如歷史研究，除了斷代史研究以外，便有了中國通史研究。

所以，胡適這本書，哲學見解如何且不說，就這所謂的“四種特長”，倒也真值得蔡元培來寫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