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作這部《中國文學史》， 并沒有多大的野心， 也不是什么“一家之言”。老實說，那些式樣的著作，如今還談不上。因為如今還不曾有過一部比較完備的中國文學史，足以指示讀者們以中國文學的整個發展的過程和整個的真實的面目的呢。中國文學自來無史，有之當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這二三十年間所刊布的不下數十部的中國文學史， 幾乎沒有幾部不是肢體殘廢，或患著貧血癥的。易言之， 即除了一二部外，所敘述的幾乎都有些缺憾。本來， 文學史只是敘述些代表的作家與作品， 不能必責其“求全求備”。但假如一部英國文學史而遺落了莎士比亞與狄更司，一部意大利文學史而遺落了但丁與鮑卡契奧，那是可以原諒的小事么?許多中國文學史卻正都是患著這個不可原諒的絕大缺憾。唐、五代的許多“變文”，金、元的幾部“諸宮調”， 宋、明的無數的短篇平話， 明、清的許多重要的寶卷、彈詞，有那一部“中國文學史”曾經涉筆記載過?不必說是那些新發見的與未被人注意著的文體了， 即為元、明文學的主干的戲曲與小說， 以及散曲的令套， 他們又何嘗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敘及之的， 也只是以一二章節的篇頁，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張旗鼓的去講河汾諸老，前后七子， 以及什么桐城， 陽湖。難道中國文學史的園地，便永遠被一般喊著“主上圣明， 臣罪當誅”的奴性的士大夫們占領著了么?難道幾篇無靈魂的隨意寫作的詩與散文， 不妨涂抹了文學史上的好幾十頁的白紙，而那許多曾經打動了無量數平民的內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稱心的笑樂的真實的名著，反不得與之爭數十百行的篇頁么?這是使我發愿要寫一部比較的足以表現出中國文學整個真實的面目與進展的歷史的重要原因。這愿發了10余年，積稿也已不少。今年方得整理就緒，刊行于世，總算是可以自慰的事。但這部中國文學史也并不會是最完備的一部。真實的偉大的名著，還時時在被發見。將來盡有需要改寫與增添的可能與必要。惟對于要進一步而寫什么“一家言”的名著的諸君，這或將是一部在不被摒棄之列的“爝火”罷。，

公元1932年6月4日鄭振鐸于北平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賞析 中國文學的源流很悠長，而且能不時出現輝煌燦爛的歷史時期，風行于一代并潤澤后世。這些優秀的文學遺產，最初被勾畫出源流、匯編成歷史的時候，它的價值取向是由知識分子的中上層決定的，或多或少有一些士大夫的習氣，免不了有個很大的缺陷：趨雅而忌俗。《詩經》、楚辭、八大派散文、館閣體、桐城派自然是榜上有名，以為至尊經典。《詩經》雖大部分出自民間，最終通過孔子的渠道而躋身上層，而且它們背后有皇家做后盾，形成不可阻擋的勢力，成為文學史的主要角色。與此同時另外一個重要方面就被忽略了，即出自民間的“俗”文學。

所謂“俗”其實不過就是沒有用正統的文言雅語來創作，這種情況最遲在魏晉六朝已經出現了，如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和干寶的《搜神記》，用自己口頭的語言描寫當時的人和事，從此以后，文學就按照“雅”、“俗”兩個系統各自發展。“變文”流行于唐五代，當時寺院中盛行“俗講”，利用佛經故事宣傳教義，記錄“俗講”的文字就是“變文”; “諸宮調”產生于金元時期，是一種說唱藝術，散文用當時口語，韻文吸取唐宋詞曲及宋金元流行曲詞，用多種曲調連套演唱，所以稱“諸宮調”; “說話”是宋代很有特色的講唱形式， “平話”是其中講述歷史故事和短篇小說的一種， “說話”之事，雖在說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底本以作憑依，是為話本; “說話”的另外一種形式“說經”以宣揚佛家經義為主，后來演變成寶卷;明清時代繼承講唱文學傳統的是南方的彈詞和北方的鼓詞。以上這些文學形式加上元代的雜劇和明清時代的小說，都必須直接面對觀眾、聽眾，必須使用當時的語言，為他們所接受， 自身才會有生命力。也正因為如此，它們才會被最初的文學史家舍棄而不屑一顧，這樣的文學史根本不能反映中國文學的真實情況。

“俗文學”出于民間，為民眾而作并為民眾而生存，雖然粗鄙，未經過文人的加工潤飾，卻能保持鮮亮的色彩，正如胡適所說的，中國代表時代的文學“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里去尋。因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鄭振鐸先生首次將“俗”文學提高到文學史的角度，給予足夠的重視，導夫先路之功是巨大的，但某些看法仍然是值得商討的。五四時期，先進思想者為了快速引進新思想、新文化，提高民眾的地位，就對舊的傳統文化有了過激的態度。正統文學并非完全是奴性的士大夫的文學，并非全無靈魂， “雅”與“俗”不能厚此而薄彼，也不能厚彼而薄此，首先有一個公正客觀的態度才能避免偏頗，才能寫出真正反映中國文學整個真實的面目與進展的歷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