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
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
沖人決起百余尺,紅翎白鏃隨傾斜。
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墜。
韓愈進士及第后,因請托無門,奔走多年仍無官職,于貞元十五年(799)才投到設在徐州的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幕府為幕佐。《雉帶箭》這首七言古詩即寫于此時,記敘張建封的射獵活動,是韓愈的早期作品。
古代圍獵時,常把獵場的野草燒著,以驅趕躲藏在草叢中的鳥獸,此時,獵者屏息靜候,全神貫注地注視著火場。這第一句即寫野火熊熊,四周寂靜的場面,并未覺得有什么特別之處。朱彝尊說: “只起一句,境已好”。原來這第一句準確地敘述出只有打獵才有的特定環境氣氛,因此,它不是平平之筆。鐘惺曰: “此處乃著一靜字,妙甚。”又提示我們從更深的層次去想象:射獵是緊張而激烈的活動,從這么“靜”的場面開頭,與全詩的節奏、氣氛多么不協調。然而這不協調正是韓詩所追求的奇詭。詩的首句雖然用了詩文中最為常見的敘述起頭的寫法,但從全詩來看,這里卻是古文的所謂起筆勢,亦即直中有曲。
在荒火的威脅下,野雉紛紛飛出,可是一見到獵鷹,又趕緊躲藏起來,“出復沒”三字寫盡野雉的驚懼神態。此刻,應是射獵者逞威顯能的最佳時機,一個動人的射獵場面就要出現在讀者面前。然而,卻大出人們的意料,詩人有意地按捺下來,作了一個蓄勢: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韓愈沒有遵循一瀉無余的常規寫法,他不急于寫射獵,而是讓讀者仔細端詳射獵者——張建封勒馬不前,盤旋不進,彎弓待發的自若神態。前人對此備極稱贊: “二句無限神情,無限頓挫”、“二句寫射之妙處,全在未射時,是能于空處得神。即古今作詩文之妙,亦只在空處著筆……”。或“頓挫”,或“空處得神”,目的全在于寫人。這兩句,把將軍不發則已,一發必中的無比自信的神情表現得淋漓盡致。那么將軍何時才肯把箭射出呢?要到“地形漸窄觀者多”時,即把野雉追逼到極險窄之處,隨從者聚攏得最多時,才拉滿弓,射勁箭。“加”就是射。在這種情勢下,“驚雉”的命運當不言而喻。
將軍射獵的結果,即末四句所寫。“沖人決起百余尺,紅翎白鏃隨傾斜。”野雉中箭,本該隨之落地,可是看到人群,它又決地而起,向上直飛“百余尺”。然而這畢竟是垂死掙扎,又見它帶著露出體外的紅色箭桿與白色箭頭,在空中翻滾歪斜,眼看就要墜地。這實在是扣人心弦的精采描寫,至此才應了題目:雉帶箭——雉中箭。最后兩句,以將軍的得意、眾人的恭賀、色彩斑爛但羽毛已雜亂的野雉終于墜落在將軍的馬前而告結束。結尾不精彩,既平淡又直露,韓詩的七古多如此,即前人所謂“多不精警”,因他“用筆過于剛健”。是否就是這個原因,尚可商討。不過,七言收煞,歷來都視為難題,也是事實。
七言古詩,盛唐以后,大致沿著兩條道路發展,一是清麗而近駢,一是雄直而攀古。韓愈的七古走的是后一條路:氣勢盤空生硬,渾灝流轉。即以本首而言,既有七古的一般特征:詞明意盡,又具有韓愈七古的獨特個性: “文從字順”,自然雄厚博大,超然而起,章法奇崛。
韓愈
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為妙絕。(洪邁《容齋三筆》)(“原頭”句)此處乃著一“靜”字,妙甚! (鐘評) (“將軍”兩句):語深,不是尋常弓馬中人說得。(譚評) (鐘惺、譚元春《詩歸》卷二十九)
查曉晴曰: “看其形容處,以留取勢,以快取勝。” ( [清]查慎行《十二種詩評》)
李將軍度不中不發,發必應弦。而倒,審量于未彎弓之先,此矜惜于已彎弓之候,總不肯輕見其技也。作文作詩,亦須得此意。(沈德潛《唐詩別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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