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觀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這首詞寫于郴州(今湖南郴縣)貶所。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世，它都贏得了讀者心靈的“同頻共振”。據說蘇軾頗愛詞的結尾兩句，嘗自書于扇云： “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詩人玉屑》引《冷齋夜話》)黃庭堅雖對“斜陽暮”三字重出略感遺憾，卻也贊嘆： “此詞高絕。”(《苕溪漁隱叢話》引《詩眼》)而清代的陳廷焯則著以“尤為入妙”的評語(《白雨齋詞話》)。可見其藝術魅力是如何經久不衰。

詞一開篇，便展示了一個令人傷心慘目的朦朧世界：霧氣彌漫，月色凄迷，以至樓臺與津渡都隱沒不見，除了朦朧一片，便是一片朦朧。這不能不使登高遠眺的作者產生歸路茫茫之感。他想遁離這紛爭不止、憂患無已的人世，然而，“桃源望斷無尋處”，哪里有他所殷殷向往和孜孜以求的世外“桃源”? “望斷”二字，寫出了作者對世外桃源的鍥而不舍的尋覓、追求以及這種尋覓、追求之徒勞。其實，即便真能尋覓到“怡然有余樂”的世外桃源，作者以一介罪臣的身份又豈能高蹈而去?不是嗎?他心寄桃源，卻身系孤館：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曰“孤館”，其孤苦、寂寞之情已見，而“孤館”，為“春寒”所鎖，則又添了幾多幽冷、幾多凄涼?不僅如此，此際恰值薄暮時分，更有那杜鵑啼歸，其聲哀切;斜陽西沉，其色慘淡。氛圍若此，仕途順利尚難忍受，何況被馮煦稱為“古之傷心人”的逐臣呢?這里，“可堪”二字下得何等滯重!它如泣如訴，既是無奈之極的悵問，也是沉痛之至的嘆息。難怪王國維會覺得“凄婉”猶難盡其概，而要目之為“凄厲”了。

如果說上片著重以景傳情的話，那么，過片三句則改為借典喻情。“驛寄”句化用南朝陸凱故事：陸凱與范曄交好，嘗自江南寄贈梅花一枝，聊以表達思慕之意，并附詩一首： “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這便是“寄梅”的由來。“魚傳”句則典出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這里，所謂“驛寄梅花，魚傳尺索”，實際上是喻指友人頻頻來信慰解。天涯知己，互通款曲，這本不失為人生快事之一，但作者因久經壓抑，胸中的憤懣郁結已深，很難排遣，所以，友人的慰解非但不能驅散包裹著他的濃重的愁云，反倒更勾起他“獨在異鄉為異客”的遷謫淪落之恨。“砌成此恨無重數”，這“恨”，豈不正是指遷謫淪落之恨? “無重數”，既是極言綿綿此恨的漫無邊際、渺無絕期，也是暗示：在這遷謫淪落之恨中，糅入了多種復雜的成分，它包括理想受挫的憂憤、同志星離的悲傷、有鄉難回的感慨等等。而一個“砌”字，則妙在化無形為有形，使其“恨”成為可以觸摸的實體，不僅作用于讀者的感覺，也作用了讀者的視覺。結尾兩句于極度愁悶中忽發奇想，埋怨江水無情，益見沉痛。“郴江”，發源于郴州東面的黃岑山，北流至郴口，與耒水會合后注入湘江。“幸自”，即本自; “為誰”，意猶為什么; “瀟湘”，是瀟水與湘水的合稱。在作者看來，郴江本當始終環繞著郴山而流，如今它卻北入湘江，一去不返，個中情由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實，郴江未必真有心會舍卻郴山而去;之所以徑去不顧，乃是造物主使然。既然如此，無情的與其說是郴江，莫若說是造物主。因而，“為誰流下”云云，豈不也可視為作者對無情的造物主的一種究詰? “郴江”在這里無疑具有象征的意蘊：在作者對郴江的故作不解的詰問中，分明傾注了他自己離鄉遠謫的無盡怨憤。蘇軾對此詞大為稱賞。全詞音調之凄厲，猶如蕭瑟秋風中折翅墜地的孤鶴的哀唳，使人讀后低回不已。

誦淮海小詞云： “杜鵑聲里斜陽暮。”公(山谷)曰： “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作‘簾櫳’。”余曰： “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 “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引《詩眼》)

“斜陽暮”三字犯起二語，固是語病，而琢句卻佳。結二語情文雙絕，筆力既高，風韻亦勝，我莫名其妙。此詞骨高韻高，少游獨有千古。(陳廷焯《云韶集》評)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王國維《人間詞話》)

少游詞境最為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而凄厲矣。東坡賞其后二語，猶為皮相。(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