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書信《致胡風》原文與賞析

來信收到。《鐵流》之令人覺得有點空，我看是因為作者那時并未在場的緣故，雖然后來調查了一通，究竟和親歷不同，記得有人稱之為“詩”，其故可想。左勤克那樣的創作法(見《譯文》)，是只能創作他那樣的創作的。曹的譯筆固然力薄，但大約不至就根本的使它變成欠切實。看看德譯本，雖然句子較為精練，大體上也還是差不多。

譯果戈理，頗以為苦，每譯兩章，好像生一場病。德譯本很清楚，有趣，但變成中文，而且還省去一點形容詞，卻仍舊累墜，無聊，連自己也要搖頭，不愿再看。翻譯也非易事。上田進的譯本，現在才知道錯誤不少，而且往往將一句譯成幾句，近于解釋，這辦法，不錯尚可，一錯，可令人看得生氣了。我這回的譯本，雖然也蹩腳，卻可以比日譯本好一點。但德文譯者大約是猶太人，凡罵猶太人的地方，他總譯得隱藏一點，可笑。

《靜靜的頓河》我看該是好的，雖然還未做完。日譯本已有外村的，現上田的也要出版了。

檢易嘉的一包稿子，有譯出的高爾基《四十年》的四五頁，這真令人看得悲哀。

猛克來信，有關于韓侍桁的，今剪出附上。韓不但會打破人的飯碗，也許會更做出更大的事業來的罷。但我覺得我們的有些人，陣線其實倒和他及第三種人一致的，雖然并無連絡，而精神實相通。猛又來逼我關于文學遺產的意見，我答以可就近看日本文的譯作，比請教“前輩”好得多。其實在《文學》上，這問題還是附帶的，現在丟開了當面的緊要的敵人，卻專一要討論槍的亮不亮(此說如果發表，一定又有人來辯文學遺產和槍之不同的)，我覺得實在可以說是打岔。我覺得現在以襲擊敵人為第一義，但此說似頗孤立。大約只要有幾個人倒掉，文壇也統一了。

葉君曾以私事約我談過幾次，這回是以公事約我談話了，已連來兩信，尚未復，因為我實在有些不愿意出門。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記得托爾斯泰的什么小說說過，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險的，但一看見大將面前防彈的鐵板，卻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帥以為生命價值，彼此不同，那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被打軍棍。

消化不良，人總在瘦下去，醫生要我不看書，不寫字，不吸煙——三不主義，如何辦得到呢?

《新文學大系》中的《小說二集》出版了，便中當奉送一本。

此布，即請

夏安

豫 上六月二十八日

此信是自己拆過的。又及

【析】 1933年春天，胡風在日本留學生中組織了左翼抗日文化團體，被日本當局逮捕，7月初被驅逐回國。回國后，在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先任“左聯”宣傳部長，后改任書記。1935—1936年，發生 “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爭論后，有人指責魯迅不應該與胡風“為伍”。為了說明有關情況魯迅曾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一文中，談了對胡風的看法。1935年，有人通知魯迅，說 “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但因證據薄弱，魯迅“不相信”，遂才有些往還。在交往中，他認為胡風“是有為的青年”，為人“鯁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至于缺點么? 當然也有，諸如“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等。這封回信寫于1935年6月28日，該正是文壇小報傳播胡風如何如何的時候吧!

魯迅在信中，談到兩方面內容。一是關于翻譯問題; 一是涉及當時文壇的某些分歧與爭論。魯迅與胡風，都是既創作又搞翻譯的。所以在書信中談及翻譯，是十分正常的。魯迅認為“翻譯也非易事。”為什么呢?因為翻譯總難盡如人意。他分析其原因是，或者因譯筆力薄，或者是受某種偏見左右，往往使譯作有失真之處;或者是原作本身比較“空”，那么即使譯筆十分有力，也是愛莫能助。所以翻譯是一件苦差使。信中涉及到的一些譯者及譯作的缺點與不足，就是從這個出發點而說的，決不是對他們努力的否定。這里體現出的是魯迅對于翻譯工作的嚴謹而認真的態度。

至于談到當時文壇的某些分歧與論爭，由于歷史的原因，在今天看來，并非沒有可以商榷的。比如，對于 “第三種人”韓侍桁和傾向于“第三種人”的猛克，魯迅認為，象韓侍梃等“第三種人”，就是“敵人”。所以不同意在《文學》上開展關于文學遺產問題的討論。認為此舉是“丟開了當面的緊要的敵人，卻專一要討論槍的亮不亮”。是“打岔”。魯迅在當時，為什么作這樣的判斷呢? 首先是國民黨法西斯的文化專制主義與殘酷的白色恐怖，使得魯迅不能不提高革命的警覺;其次是象韓侍桁等人，確也有使魯迅等不得不警惕、不防備的某些作為。因此魯迅作出這樣的判斷，在那時，并沒有原則的錯誤;再說，在私人信件中談出，也只是因事引事，不是寫文章，發論文，即使欠周密，欠科學，也是不奇怪的。試看魯迅的 《論 “第三種人”》、《又論“第三種人”》，不是既堅持了批評的嚴肅性、原則性，又希望 “第三種人” 能夠改弦易轍的么!

還有信中講到的“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元帥”指的是周揚。至于魯迅與周揚的分歧或者矛盾，現在已經清楚了，而周揚也在不少文章、講話中，講清楚了這是由于他當時年輕氣盛，很多事情未能征求魯迅的意見，加之斗爭形勢復雜多變，遂產生了不應該發生的問題，影響了“左聯”工作的健康進行。魯迅在這封信中，表示了對周揚的批評，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不論從那方面說，周揚對魯迅都應該更謙遜，更尊重一些。恰如后來他在與一位記者談起三十年代的文壇舊事時說的那樣，對魯迅尊重不夠，對其意見考慮不夠，是的確存在的問題。

總 觀全信，魯迅對胡風還是信任的，因此文字比較直白，所論也極少顧慮，特別是涉及文壇的事情，直抒已見，旗幟鮮明，點到為止，不多解釋。表現出魯迅心胸坦蕩，表里如一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