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

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

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

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

何如此二幅，疏淡含精勻。

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這二首詩是元祐二年(1087)蘇軾任翰林學士時寫的，借著題畫，發表他的論畫追求神似和詩畫同一的精辟藝術見解。這里選第一首。鄢陵王主簿，未知其名，鄧椿《畫繼》記載這位畫家，但云： “長于花鳥。”折枝，是中國花卉畫法之一，畫面上不畫全株，只畫一枝或數枝。

題畫詩常常先從畫面入手，詠寫、描繪畫像，然而相機發揮畫論，或則抒發情感。而蘇軾這首題畫詩，卻獨辟蹊徑，先從畫論入手，再帶出王主簿所畫的兩幅折枝畫。這種題畫詩的寫作方法，在唐代是罕見的，這與宋詩哲理化有直接的關系。蘇軾開風氣之先，不斷有人繼武于后，如黃庭堅的《題子瞻〈枯木〉》、元趙孟頫《枯木竹石圖》等。

詩以“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開端，這是說如果只以形似來論畫，那種藝術見識接近于兒童。接著，詩人又從詩歌藝術的角度加以發揮， “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如果說賦詩粘著題目，停留在字面意義上，那他一定不是一位真正的詩人。四句詩，互文見義，寫出蘇軾關于詩畫藝術的美學準則：繪畫要形神兼具，詩歌要情韻齊備。在此基礎上，蘇軾進而闡明“詩畫本一律”的道理，這兩種藝術同樣需要“天工與清新”。 “天工”，藝術品渾成自然，沒有人為痕跡，指極高的藝術造詣; “清新”，流利新穎，不落俗套。 “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兩句，是用實例來說明上述理論的，又承接下文，在詩里起著承上啟下的結構作用。邊鸞，是唐代花鳥畫家，京兆(今陜西西安)人。他最擅長畫花鳥折枝，在當代“居其第一”，重視寫生， “得動、植物生意”(《宣和畫譜》)。趙昌，宋代著名花鳥畫家，廣漢(今屬四川)人，擅畫花果，多作折枝。每日清晨，他在花欄前諦視，然后調彩色將鮮花描畫下來，自號“寫生趙昌”。 《宣和畫譜》評說： “昌之作不特取其形似，直與花傳神者也。”這兩句是說繪畫描繪客觀物象，要有“生意”、要能“傳神”，像邊鸞、趙昌那樣。為什么蘇軾要舉出邊、趙兩位畫家呢?因為這兩人都擅長畫折枝，詩意便很自然地轉入到鄢陵王主簿所作的折枝畫上。

最后四句詩，稱贊畫家王主簿的繪畫藝術，回應到題上來。 “何如此二幅”，即鄢陵王主簿所畫的折枝。從這組詩第二首的內容看，王主簿畫的一幅是雀，一幅是花。這句詩與上面“邊鸞”兩句蟬連，著“何如”一詞，是說邊鸞的雀和趙昌的花不如這兩幅“疏淡含精勻”。這里使用反襯法，有意推重王主簿，事實上王主簿的花鳥畫的藝術成就，遠遠不如邊、趙兩位。 “疏淡”，指王主簿折枝畫構圖疏朗，色澤淡雅; “精勻”指王畫筆墨精妙勻凈。這句詩闡發了疏淡與精勻的藝術辯證法，寥寥數筆，于淡雅之中有精麗之美，于寫意之中有工筆之韻。為了進一步突現王畫藝術造詣的高深，蘇軾用“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收煞全詩，意為誰說“一點紅”便能寄托無邊的春意，我過去體會不深，今天觀看了王主簿的折枝畫，才真正領會到這樣的藝術真諦。

這首題畫詩，主要談了兩個繪畫藝術理論問題。先說論畫追求神似的問題。蘇軾此詩傳布以后，有人曾加非議，以為有重“神”輕“形”之偏，明楊慎說：“其言有偏，非至論也。”(《升庵詩話》)清鄒一桂說： “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小山畫譜》)其實，完整地體識蘇軾詩意，便不會產生這種誤解。就本詩看，詩人將“寫生”與“傳神”并舉，畫雀，先要形似，才能有“生意”;寫花，先要形似，才能“傳神”。結句“一點紅”，通過這有限的形，才能透出無邊的春意，神是通過形表現出來的。就《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其二)詩看，蘇軾細膩地描繪了畫面上的種種物象，并稱贊說：“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無形的春色，正是通過有形的花、雀、竹、蜂傳達出來的。總觀兩詩，說明蘇軾正是針對“多取形似”的時代風尚，立言的本意在于闡發繪畫藝術必須形神兼具的審美特征。王若虛《滹南詩話》說： “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王氏可說是真正領悟這首詩的理論精髓的。

再說說詩畫本一律的問題。詩是語言藝術，畫是造形藝術，屬于兩種不同的藝術門類，然而，它們卻是可以融通的。蘇軾在本詩里表述了詩人、畫家共同追求“神似”的審美理想，又認為詩畫藝術同樣要求“天工與清新”。蘇軾又在其他題畫詩里說過： “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總之，蘇軾認為詩與畫這兩門藝術在進行藝術想象、摹寫客觀物象方面，確有相通的地方，它們都要創造生動、具體的藝術形象(或意境)，達到“巧奪天工”、 “形神兼具”的藝術高度，抒發藝術家的情感，喚起讀者的想象，產生藝術魅力。這是它們共同的創作規律。詩歌藝術與繪畫藝術具有相通的規律和特點，前人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也給以必要的重視，但是，像蘇軾這樣具體地、明確地闡發出來，在我國文學史上和藝術史上還是第一次。后來張舜民將這個深奧的詩畫理論概括成一聯詩， “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 (《畫墁集·跋百之詩畫》)，十分形象，便于記憶，基本反映了詩畫同一、融通的藝術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