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七論“文人相輕”——兩傷》原文與賞析

所謂文人，輕個不完，弄得別一些作者搖頭嘆氣了，以為作踐了文苑。這自然也說得通。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籬下”，心境必須清幽閑適，他這才能夠“悠然見南山”，如果籬中籬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見南山”了。現(xiàn)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也已經(jīng)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閑，要不然，即無以寄其沉痛，文壇減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擾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么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回避” 牌，卻無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面都不是好東西。這里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 為例——

“說到這種爭斗，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爭斗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丑角，等于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yǎng)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yǎng)成歡喜看 ‘戲’ 不歡喜看 ‘書’ 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斗的延長，無結(jié)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么方法可以使這種 ‘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jié)起賬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

(天津 《大公報》 的 《小公園》，八月十八日。)

“這種斗爭”，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即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jié)制的辱罵。(一個術語，便是 ‘斗爭’。)” 云。

于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憐憫之心，節(jié)制之筆，定兩造為丑角，覺文壇之可憐了，雖然 “我們記起 《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么“文壇消息”。不過“罵”是有的;只“看熱鬧”的讀者，大約一定也有的。試看路上兩人相打，他們何嘗沒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觀者往往只覺得有趣;就是綁出法場去，也是不問罪狀，單看熱鬧的居多。由這情形，推而廣之以至于文壇，真令人有不如逆來順受，唾面自干之感。到這里來一個“然而”罷，轉(zhuǎn)過來是旁觀者或讀者，其實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擬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斷的。所以昔者古典主義者和羅曼主義者相罵，甚而至于相打，他們并不都成為丑角; 左拉遭了劇烈的文字和圖畫的嘲罵，終于不成為丑角;連生前身敗名裂的王爾德，現(xiàn)在也不算是丑角。

自然，他們有作品。但中國也有的。中國的作品“可憐”得很，誠然，但這不只是文壇可憐，也是時代可憐，而且這可憐中，連“看熱鬧”的讀者和論客都在內(nèi)。凡有可憐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憐的時代。昔之名人說“恕”字訣——但他們說，對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說“忍”字訣，春天的論客以“文人相輕”混淆黑白，秋天的論客以“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丑角”抹殺是非。冷冰冰陰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會有生人氣?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么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問。有是有的。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于“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于“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

至于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zhàn)。在現(xiàn)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彼兌飛說得好：

我的愛并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其中有 “幸福” 慈愛地往來，而撫養(yǎng)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著;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九月十二日。

【析】 “文人相輕”的論爭，引起了文壇十分廣泛的注意。各種意見都有。也有人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兩傷”方法予以評論，貌似公允實卻虛偽。魯迅素來愛憎分明，繼 “六論” 以后，又寫下 《七論 “文人相輕”——兩傷》，批判了那種“兩傷”的騎墻論調(diào)，“七論”是“六論”剛點完最后一個句號、馬上換上新稿紙，在同一天內(nèi)寫成的，可知魯迅胸中戰(zhàn)斗激情洶涌，不傾瀉完根本無法平靜。

“兩傷”論的代表是炯之，即沈從文先生。他把左翼陣營與形形色色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錯誤觀點的論爭，用“爭斗”一頂大帽全部扣上，說“罵人的與被罵的”都是“丑角”，“爭斗”的結(jié)果，使刊物銷路不正常地增加了，讀者愛“看熱鬧”的惡習發(fā)展了，一個時代的代表作也只剩下些 “精巧的對罵”。中國的文壇，“未免太可憐了”。

沈從文從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出發(fā)，只看到“爭斗”的表面是文壇的“混亂”，沒看到斗爭的實質(zhì)是對種種錯誤現(xiàn)象的批判。他為文壇擔憂，今天看來其出發(fā)點不能說是別有用心，但客觀上起著抹殺了是非界限，給錯誤觀點幫了忙的不良作用。魯迅對他們批評，是正確的，必要的。

“七論”的特點是論證的高度嚴密性。文章列舉了炯之的觀點后，對之一一逐層駁斥。先駁其作為論據(jù)的例子。炯之說近幾年來《太白》、《文學》與《人間世》、《論語》 (這可以說是左翼陣營與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者刊物的代表)的銷路增長，原因是它們大量增加了“文壇消息”(“爭斗”內(nèi)容)的篇幅。魯迅指出這是不確的。這幾個刊物近年來“簡直不登什么 ‘文壇消息’”。這樣先確定對方論據(jù)的基本錯誤，可是又并不完全否定，繼續(xù)客觀地說，論爭是有的，讀者因而喜歡看也是有的，這可算炯之論點中包含的合理部分。但問題是讀者們并不完全是看“熱鬧”，其中有很多人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斷的”。這里就精細地將炯之論點中似是而非的地方與正確之處區(qū)別了出來。接下去舉法國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論爭甚至大打出手為例，舉左拉為法國軍官德萊孚斯辯護遭攻擊、以及王爾德和馬奎斯的打官司為例，說明同是爭斗，內(nèi)有是非之別，并非因為爭斗的形式不雅，就連是非的界限也為之消失，起而捍衛(wèi)真理的人也成了丑角。經(jīng)過這樣三個層次的剖析論證，炯之的“刊物銷路增加的原因不過是由于大量刊登互相爭斗的‘文壇消息’”這一論據(jù)完全站不住腳，爭斗者都是 “丑角” 的貌似公允之論也為之露出破綻。

文章乘勝追擊，緊接著又駁斥對方的“文壇可憐”論。炯之說中國文壇之可憐是因為全被“爭斗”所籠罩，作品無法誕生。魯迅指出，文壇的“可憐”其實是時代的可憐，包括“看熱鬧”的看客和論客。因為文壇是時代的反映。一個社會的讀者只知如小市民俗客一樣，只愛“看熱鬧”，論者只知著眼“爭斗”的形式不知看其“爭斗”的實質(zhì)，一味反對“文人相輕”，“兩傷”，各打五十大板，這樣的文壇固然是平安了，但也變成“冷冰冰陰森森”的“古冢”了。這樣的時代不可憐么?有這樣的時代，文壇如何能擺脫可憐?

上文的駁論據(jù)是挖空對方的基礎，緊接的駁論點是給搖搖欲墜的對方再迎頭一擊，“兩傷”論終于全面崩塌。“七論” 論證的嚴密性令人嘆服。

后期的魯迅是成熟的革命戰(zhàn)士。他已克服了前期激情中免不了的某些凌厲浮躁，注意沉著地分辨對方的性質(zhì)。他對站在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者立場上的炯之并不是一味窮追猛打，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堅持以理服人、避免辛辣的諷刺。他從炯之的提問“我們是不是還有什么方法可以使這種 ‘私罵’ 占篇幅少一些”中，客觀地看到炯之并非國民黨反動文化“圍剿”的打手，而只是一個看不得斗爭、見不得鮮血的胡涂文人。所以魯迅繼續(xù)諄諄誘導： 即使是 “私罵” 也是有是非在的。“私” 中有近于“公”的地方，“罵” 中有近于 “理”之處。若不是“看熱鬧”而要做裁判的人，就應該仔細分析找出是非來，才能服人。因為我們生活的時代是充滿矛盾斗爭的時代，沒有是非愛憎，胡胡涂涂，是既容易被利用，也難以生存下去的。最后，魯迅以滿腔熱情號召作家們“還得以熱烈的憎，向 ‘死的說教者’ (反動統(tǒng)治階級的幫兇)抗戰(zhàn)”，因為 “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也才能真正做一個作家。文末引用的裴多非詩歌也是這一意思的展開。對被批判者的辯證分析、諄諄善誘，更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