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

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采。

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

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

我愿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

雨順風調百谷登，民不饑寒為上瑞。

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

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豈此物? 致養口體何陋邪!

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這是一篇說古道今、意在諷諫的“詩史”式的作品，寫于哲宗紹圣二年(1095)作者謫居惠州(治所在今廣東惠州)時。惠州為荔枝產地。當作者初食這果中珍品時，既對其美味愛賞不已，以至萌生出“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心愿;同時也情不自禁地聯想到歷史上有關它的種種駭人聽聞的鬧劇，而油然興感，歸之于“禍根”一類。當作者富于穿透力和輻射力的目光從歷史掠回到現實時，他又意識到，當今武夷、洛陽等地爭貢茶、花的情形正與漢唐兩代進貢荔枝的情形相仿佛。這就使他更加難以遏制內心的深沉憂憤。這首詩便是在憂憤中一氣呵成。

詩的前八句依次描寫漢唐兩代火速貢送荔枝的情景，雖是直賦其事，卻頗具波瀾開合之致。將荔枝定為貢品，專設驛站以備傳送之需，這種勞民傷財的做法始于漢代，而漢和帝劉肇則是始作俑者。開篇“十里一置飛塵灰”以下四句便極寫漢代傳送荔枝時是怎樣刻不容緩。“置”、“堠”，皆為驛站名。荔枝不同于他物，極易變質，非得在最短的時間內送達不可。這樣，便不得不沿途設立驛站，為護送荔枝的專使提供食物與馬匹;至于那些專使，則必須馬不停蹄，晝夜兼程。“飛塵灰”、“兵火催”，即表現這種催運緊迫、急如星火的情形。不僅如此，更有甚者，那便是為了傳送荔枝，不知有多少人“顛坑仆谷相枕藉”。“顛坑仆谷”，指傳送荔枝的人馬由于奔馳過疾，有的跌入土坑，有的倒在山谷。“相枕藉”，則形容死者縱橫相疊的慘狀。如果說這一句飽含對勞頓而死的生靈的同情、寫得極“熱”的話，那么，緊接著的“知是荔枝龍眼來”一句則充滿對不惜使生靈涂炭的漢代最高統治者的鄙夷，寫得極“冷”。杜牧《過華清宮絕句》其一有云：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里，作者乃反用其意，試圖說明：運送荔枝、龍眼之事，擾民已久，勞民已甚，使得國人皆知、國人皆憤。不是嗎?每當看到“顛坑仆谷相枕藉”的慘狀，人們馬上便想到這是因運送荔枝所致。作者便這樣不動聲色地鞭撻了漢代統治者放縱私欲、魚肉人民的行徑。漢代若此，唐代又復如何? “飛車跨山鶻橫海”以下四句便轉寫唐代的情形。與漢代相比，唐代傳送荔枝的速度加快了許多——遇山，則以飛車穿越;逢海，則用快船橫渡。(“鶻”，本指鷹類猛禽，但古人常在船上刻鶻作為裝飾，因而“鶻”亦可指代海船。)以致送達宮中時，依然“風枝露葉如新采”。盡管如此，其擾民、害民的程度卻有增無減。“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兩句便一針見血地揭露唐玄宗與楊貴妃嗜啖荔枝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宮中美人”，即指楊貴妃。據《新唐書·楊貴妃傳》： “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作者既一無避諱地將這段史實檃括在詩中，更以典型化的手法對它進行了藝術處理，使其后果更加令人觸目驚心。在楊貴妃破顏一笑之際，運送荔枝的道路上，不僅塵土驚揚，而且鮮血飛濺，甚至千年以后仍見血流無已，真是擾民害民，莫此為甚!

中間八句以夾敘夾議的筆法，概寫漢唐兩代進貢荔枝的事件所引起的歷史反響，寄慨既深，寄望亦切。“永元荔支來交州”一句落筆于漢代。“永元”，是漢和帝劉肇的年號。當時入貢的荔枝，多來自兩廣南部的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一句則著墨于唐代。“天寶”，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號。其時，多取涪州(治所在今四川涪陵)的荔枝作為歲貢之物。顯然，這兩句是總括前八句所敷陳的內容。盡管早已時過境遷，可漢唐因進貢荔支而擾民害民、終于導致社稷傾覆的慘痛教訓，人們卻沒有淡忘。“至今欲食林甫肉”一句表明，直到今天，想起天寶年間一味奴顏媚上、阿諛取寵、對進貢荔枝張大其焰的奸相李林甫，人們仍然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只是與此同時，卻“無人舉觴酹伯游”，這不免使作者略感遺憾。“伯游”指漢和帝時任臨武縣令的唐羌(羌字伯游)。他曾上書和帝，備言進貢荔枝的弊端，促使和帝下令罷貢。按理，他應得到后人永久的懷念與尊敬，然而如今卻幾乎沒有人酹酒祭奠于他，只有作者算是在此詩中為之獻上一瓣心香。這實際上也是暗示：敢于象唐羌那樣正言直諫的人實已鮮見。唯其如此，作者才毅然挺身而出，為民請命： “我愿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雨順風調百谷登，民不饑寒為上瑞。”這里，“赤子”，即黎民百姓; “尤物”，指荔枝一類的珍異物品; “瘡痏”，借喻災害。作者的愿望是這樣虔誠而熱切：他別無他想，只愿“天公”為憐憫黎民百姓計，不要再無端生出荔枝那樣的尤物來禍害人間。倘得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百姓可免卻凍餒之苦，那便是千載難逢的大祥大瑞之事了。這既是在向“天公”呼吁，同時也是在向皇帝進諫。因而，“莫生尤物為瘡痏”云云，看似悖乎理，實乃順乎情。它寄托了作者祈求皇帝體念民生疾苦、莫縱一己私欲的深長用心。

最后八句以一發而不可止的氣勢，由歷史上進貢荔枝的事件切入現實中進貢茶、花的事。“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這是說武夷山地區向朝廷貢茶，肇始于宋真宗時的奸相丁謂;仁宗時的蔡襄則踵武其后。他們“爭新買寵各出意”，為了壓倒對方、討得皇帝歡心而絞盡腦汁，費盡心機，根本不顧人民的死活。這種鬧劇愈演愈烈，并不斷花樣翻新，“今年斗品充官茶”，便是明證。宋代有賽茶的風習，俗稱“茗戰”。選賽出的名茶，稱為“斗品”。范仲淹《和章岷同事斗茶歌》有云： “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而今，充作官茶(即貢茶)的盡屬“斗品”一類，地方官爭新買寵的用心豈不昭然若揭? 其間，該有多少茶農因此而轉死溝壑? 想到這一點，作者忍不住拍案而起，厲聲喝斥：“吾君所乏豈此物? 致養口體何陋邪!”既云“所乏豈此物”，則作者對“吾君所乏”必當另有所見——在作者看來，貴為一國之尊的皇帝所缺少的恰恰是愛民如子的仁政。這雖未直接挑明，卻是明眼人都能識鑒的弦外之音。而“致養”云云，則是說一心在口腹上用功夫是何等鄙陋。孟子曾認為，事親應當重“養志”而輕“養口體”。作者這里乃承其意而言。“何陋邪”，語意激憤，語感強烈，令人想見作者的怒不可遏之態。結尾“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兩句慨嘆流風所及，連忠孝之門也不能免俗，進貢牡丹，用筆更見深曲。“洛陽相君”，指錢惟演。錢惟演曾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洛陽，為使相之任，故稱。其父為吳越王錢俶，因主動歸降宋朝，被宋太宗譽為“以忠孝而保社稷”。所謂“忠孝家”，即本乎此。“姚黃花”，則是牡丹中的極品。作者于句下自注：“洛下貢花，自錢惟演始。”既有武夷貢茶在先，洛陽貢花本無足為怪;可怪的是錢惟演這樣的忠孝之后竟也千方百計媚上取寵，這就具有特別的意義而令人不勝惋惜了。它至少說明：由于最高統治者的鼓勵，進貢花、茶一類名產，已成為舉國蔓延的一種風習，各級官吏無論“忠孝”與否，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推波助瀾。既然如此，對整個國家禍害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樣收束全篇，當可啟發讀者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中沉思。而作為謫居遐荒的戴罪之臣，仍能勇于指陳時弊，這既顯示了其過人的膽識，同時也表明他與下層人民始終心息相通。

“君不見”一段，百端交集，一篇之奇橫在此。詩本為荔支發嘆，忽說到茶，又說到牡丹，其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也。(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六)

耳聞目見，無不供我揮霍者。樂天諷諭諸作，不過就題還題，那得如許開拓。

(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中)

貌不襲杜，而神似之，出沒開合，純乎杜法。(紀昀批點《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十九)

起三句寫，有筆勢。四句倒入敘。“永元”句逆入敘，結上。“愿”二句，刪好。小物而原委詳備，所謂借題。章法變化，筆勢騰擲，波瀾壯闊，真太史公之文。(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