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散文·朱熹·詩集傳序
或有問于予曰: “詩何為而作也?” 予應之曰: “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 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 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詠嘆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曰: “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 曰: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 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 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
曰: “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 曰: “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 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及于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 《邶》 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br>
曰: “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 曰: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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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選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詩集傳》原為二十卷,后人并為八卷。朱熹所撰,是宋以后《詩經》的重要注本之一。其內容雜采諸家之說,對各篇題旨加以解說,并出己見,不用傳統的《詩序》(指小序)?,F在選錄的這篇序,扼要地說明了詩歌之所以產生,《詩經》的教育意義,風、雅、頌在體制上的區別及其流變;同時,也提及學詩的大要,以及《詩經》對個人修養和治國的作用。
闡述儒家經典的文字,稱為“傳”(zhuàn)。朱熹此書是雜取各家之說,故稱“集傳”。紹介這部書導言式的文字,稱為“序”。朱熹這篇書序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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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可分五段解說——
第一段(1節):詩之產生原委;
第二段(2節):詩之教化作用;
第三段(3節):詩之體制及其嬗變;
第四段(4節):詩之學習原則及途徑;
第五段(5節):交待作序原故。
以下先看第一節文字——
第一段:詩之產生原委
或有問于予曰: “詩何為而作也?” 予應之曰: “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 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 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詠嘆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一、詮詞釋句:
人生而靜等四句——此語出自《禮記·樂記》,大意是說,人之初生心靜而無欲,此乃自然的天性;后因感于外物而心動生情,亦是天性之所欲求(可參閱孔穎達之疏語)。
言之所不能盡等二句——語本《毛詩序》,其云:“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節族”,族,讀如“奏”,即節奏也。
二、略述大意:
有人問我說:“詩是怎樣產生的?”
我回答說:“人之初生,心靜而無欲,這是自然天性;當有感于外物之觸動而后生情,此也是天性。既然有了欲望,那就不能沒有思緒和想法;既有思想,就不能不發言;既欲言而又不能盡言時,故即發之于詠嘆;在詠嘆之余必定會產生一種自然的音響節奏。這就是詩之所以產生的原委。
第二段:詩之教化作用
曰: “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 曰: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鬃由谄鋾r,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 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 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
一、詮詞釋句:
教與形——教,即教化,教育感化?!睹娦颉酚性疲骸帮L,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見《國風·關雎》小序)形,表現,體現。言之余,是說語言之不能盡。
其或感之之雜等五句——說明在下者所感之物雖雜,但發之為詩歌,既以下諷上,也必有可取之處。在上者可以引以為鑒,進行自我反省,又可以勸善懲惡。這也是教化作用之一種,并非無可取之處。
鄉黨閭巷——鄉黨,原指鄉里;閭巷,街巷,此處泛指民間。
圣人固已協之音律——古時圣人都早已將詩配上音律進行歌唱?!妒酚洝た鬃邮兰摇罚骸叭傥迤?,孔子皆弦歌之。”
至于列國之詩等四句——見《禮記·王制篇》,載曰: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毖册鳎惨曋T侯所守之土。黜陟,指進賢退邪。黜,貶斥;陟,提升。陳詩,即采詩而觀之。
降自昭、穆而后,寢以陵夷——是說周朝自從昭王、穆王之后,國勢逐漸衰微。這里主要指懿王、夷王、厲王和幽王四個時期。陵夷,意即衰落。
東遷與廢不講矣——東遷,是指周平王遷都于洛邑(即洛陽)。此后即為“東周”。廢不講矣,此后天子諸侯對詩教廢而不講了。
孔子生于其時等四句——孔子生于春秋末期,詩教已被廢弛,無法實現其勸懲黜陟的政治主張,于是,就從事《詩經》的整理編輯工作。籍,典籍,指《詩經》。討論,研討、評議。
去其重復五句——此按《史記》說法,但唐、宋以后學者多置疑不信,但也未曾提出否定“刪詩說”的足以信服的鐵證。刑,刪也。
二、略述大意:
有人又問:“詩的教化作用如何?”
我回答道:詩,是人們心中有感于外物的影響而形成言辭,且言之難盡而發之為詩。然而,人心之所感有邪有正,故所成之言也是有是有非的。在上的圣賢所感者無狎邪之氣,因而他們的言論(包括詩文),都是能夠起教化作用的好教材。而在下者之一般之人,所感之物雖然比較繁雜,但發之為詩,可用來“以下諷上”,也有可取之處。這可使居于上位的人,引以為鑒,幫助自我反省。因此,下邊來的東西,既有勸懲作用,也有教化功能。歷史上這樣的事實很多,比如,從前西周強盛之時,上起郊廟朝廷,下至鄉里民間,他們的言辭詩文,只要是精粹的,都是雅正的,無不可取。因此,古時圣人們都早已配上樂曲進行歌唱了。不論在民間,還是在朝廷,處處都在傳唱著、使用它,讓天下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感化。至于列國時代的詩歌,其作用也還很大。天子巡視諸侯各國時,常遣太師進行“采風”,以觀民風;也以此來發現其政令之善惡,并作為選賢逐邪的進退人才的依據。后來,到了周昭王、周穆王之后(主要指懿王、夷王、厲王和幽王時期),國勢逐漸衰微,直至周平王將國都從長安遷至洛陽(史稱“東周”)之后,朝廷不再重視“詩教”了,“詩禮崩毀”。幸好孔子正逢其時,他既未在朝廷為官,要想實行自己的匡正弊政,改善社會的政治主張,也無望以行。于是,就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從事《詩經》等古籍的整理工作。在整理過程中,去掉重復的篇作,理順紊亂的編排,對于那些不足以勸善的或不足以懲惡的內容,均給以刪除,使之達到精簡、傳世的目的。這樣,就可以讓后世學者據以考察得失,善者師從之,惡者改掉它。這樣做了,它的治國的政治影響雖不足以轟動一時,然而,它的教化作用,實在可以披蓋萬世。這就是詩的巨大教化作用和社會功能。
第三段:詩之體制及其嬗變
曰: “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 曰: “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 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及于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 《邶》 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 《詩》 之為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br>
一、詮詞釋句:
國風、雅、頌之體——這是《詩經》經過孔子整理后的分類?!对娊洝肥赵?05篇,全部是周初至春秋中葉的合樂歌辭,產生于今之陜、晉、豫、冀、魯及鄂等地。全書按照樂調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作者有人民大眾,也有士大夫貴族?!帮L”,是一種樂調。國風,就是各國的地方土樂歌謠。朱熹說:“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毖?,是朝廷的正聲、雅樂。按朱熹說法,“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見《詩集傳》小雅序)。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連歌帶舞,用以娛神。頌詩中,包括詩歌和舞詩兩種作品。這是一個大體分類,不是絕對的?!皣L”中,也并非全部民歌;“二雅”中,也有“頌”和“風”,更有新體詩“諷刺詩”。
《周南》、《召南》句——這是說,《周南》、《召南》中的詩歌,都是接納了周文王的教化而體現其美德的作品。按《毛詩序》的解釋:“《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笨追f達疏云:“‘二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紀之基本也?!耐跽浼叶蠹捌鋰?,是正其始也?;贤烈猿赏鯓I,是王業之基也?!?按:《詩經》的鄭注、孔疏和朱傳等若干詮釋文字,只供參考,不可盡信)。
樂而不過于淫二句——語出《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敝祆浼ⅲ骸耙?,樂而過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者也?!?br>
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此句語本鄭玄《詩譜序》:“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br>
自《邶》而下——這是指“國風”中的《邶》、《鄌》、《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和《豳》等十三國的風詩。
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這里的“先王之風”,指的是周初諸王的正風,到了孔子錄懿王、夷王時之詩,及至陳靈公之淫亂之事,時代由盛轉衰,原有的先王正風至此亦轉為變風(見鄭玄《詩譜序》)。
成周之世與其語和而壯等二句——成周之世,是指成王時,周公當政的時期。成周,古地名,在今洛陽市東北。周公親營成周。“其語和而壯,其義寬而密”,這是說,雅詩與頌詩,語言既平和又莊重,帶有肅穆之氣,但又不乏寬厚與親切。
法程與惻怛與閉邪——法程,即法則,規律。惻怛,憂傷,憂世傷時,憂國憂民。閉邪,阻撓邪惡。
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浹(jiā夾),即浹洽,意為融洽、和洽的意思。這是說在下合于人事,在上符于天道。
二、略述大意:
有人又問:“《詩經》之風、雅、頌之體,如此不同,那是為什么呢?”
答道:我聽說,凡是詩中之所謂‘風’者,多半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正是男女相互歌詠、對唱,各言其情罷了。唯獨《周南》、《召南》兩地之詩,乃是蒙受文王之教化而體現其美德的作品。當人們處于正常健康之性情時,因所感而發之為詩的,就能做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說二《南》之詩,就是國風中之正經。即所謂“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自從《邶風》以下的十三國風詩(即十五國風,去其《周南》、《召南》),由于各國本身之治亂之差異,人們賢與不肖之不同,故而因所感而發之詩,也就有了邪正是非之別。自從周昭王、周穆王之后,國勢由盛轉衰,原有周初先王之正風,至此也轉為變風了。至于雅、頌之詩,皆出于成王、周公掌政的成周之世,乃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言既平和又莊重,還帶點肅穆之氣,但又不乏寬厚與親切。那些作品的作者,都是一些圣人賢士,本身就具有萬世不滅之法則,至于那些變雅之作者,也是一世的賢人君子。他們攝取其時弊世俗之素材,加工為吟詠的詩章,并經過圣人的篩選。他們那種閔世傷時之心,倡善逐邪之意,遠非后世那淺薄的能言之士所可企及的。這就是這部《詩集》之所以稱為“經”的原委。因為它的那種“下合人事,上符天道”的種種法理,無一項不具備的啊!
第四段:詩之學習原則及途徑
曰: “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 曰: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一、詮詞釋句: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等四句——這是說,作者認為二《南》之詩,“獨為風詩之正經?!币蚨f應當以此為本而探索其要領,以列風詩為參照,竭盡其變化,由二《雅》之詩,求其正,以擴大規諫作用,再以頌詩這和聲而達到適可而止。這里的要,讀平聲,求也。止,適可而止。
章句以綱之等四句——這是說,通過章句分析以總括綱旨,詮釋文字以識別其意義,反復吟誦以深入賞鑒,細細玩味以加深體驗。章句,即分析古書的章節句讀。綱,綱要,主旨。訓詁,解釋古書中詞句的意義。用通俗的話解釋詞義,稱“訓”;以當代或通行的話解釋方言的稱“詁”。紀,《說文》:“紀,別絲也。”段注:“別之是為紀”。昌(讀去聲),同“唱”、“倡”,嘆賞?!抖Y記·樂記》:“壹倡三嘆”。涵濡,浸潤,細細玩味。體,體會、體察。
>察之情性隱微之間二句——這是說,于比興隱微之間考察其情性之邪正;于情事關鍵之始審查其言行之是非。樞機,語本《周易·系辭上》:“言行,君子之樞機?!睒袡C,事物運動的關鍵。
則修身及家等三句——這是說學詩如能把握如上原則,那么,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均可從詩中獲得,不必另求。對此,朱熹在《詩集傳》的《國風一》中所說更明白:《周南》“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逼鋵?,他也是秉承孔子有關詩的論述而演繹的。
二、略述大意:
有人還會問:“那么,怎樣學習詩呢?”
對此,朱熹理出幾條學習原則:首先,以二《南》為本,去探索其要領;以列國“風詩”為參照,竭力了解它的變化;其次,從二《雅》詩中求得其正,并擴大它的規諫作用;再次,以三《頌》詩的和聲,達到適可而止。這就是學詩的大體要旨,也即首先要掌握它的基本精神。
在此基礎上,作者再擺學詩的具體途徑,這就是:通過章句的分析,總括其綱旨;反復吟誦以深入賞鑒;細細玩味,加深體驗;最后,審其情性,察其言行。這樣地認真學習,詩歌就會顯示出它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功能,再不必另行尋求了。
第五段:交代作序原故
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一、詮詞釋句:
次——編次,排列。
淳熙四年丁酉——宋孝宗淳熙四年,即公元1177年,歲次丁酉。
新安——唐以前郡名(今屬安徽省歙縣),朱熹為婺源人,婺源屬新安郡,故署名多用新安。
二、略述大意:
提問的人聽了回答都謙恭地退了去。這時,我正在編撰《詩集傳》,于是,就將這些回答話語編排起來置于篇首。這年是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歲次丁酉冬,古歷十月戊子日。新安朱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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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詩集傳序》,最讓人玩味的是什么?也即它的價值何在?
我認為最大價值在于:朱熹序文突破了漢代權威之作《毛詩序》(即“詩大序”)的束縛,對它既有肯定與沿襲,又有修正、補充與發展。以下不妨將“大序”同“朱序”兩文進行對照剖析——
第一,“大序”指出詩之“言志抒情”的特征,而“朱序”,則在肯定與沿用這一說法之后,卻在“詩何為而作”的詩歌產生原委上作了說明:人之初生,必靜而無欲,后因感于物而心動生情,再由情而生言,最后產生有節奏的詩。它進一步明確了物、思、情之一致,并強調了“外物”之催生作用,從而對“大序”僅止于“情動于中”作了修正與補充。
第二,“大序”說明了詩與音樂、舞蹈的關系。而“朱序”也在肯定樂、舞、詩相互關聯這個基礎上,卻順著音樂這條線索,發現了《詩經》分類的征兆,找到確定類別的標準。因為“大序”沿用了《周禮》舊說,提出“六義”的主張,把風、雅、頌同賦、比、興六項并列共語。其實,它是混淆了類別與方法的原則區別??追f達在詮釋“六義”時說得好,認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x、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見《毛詩正義》)而朱熹則提出一個“三經”、“三緯”的看法,認為風、雅、頌是“三經”,即“做詩之骨子”;而賦、比、興,“卻是里而橫串者”,是謂“三緯”(見《朱子語類》)。他在《詩集傳》中,對“三緯”的各自內涵,又作了更明白的界定。這就是:“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新詠之辭也?!边@樣,就比較科學地闡明了“三經”者,乃詩之體制,也即類別;而“三緯”者,乃作詩之表現方法,是一種表達藝術。
其實,在春秋時代,墨家創始人墨翟在《墨子·公孟》中,早已說過:“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的話,可知“詩三百”同音樂、舞蹈、歌唱是密不可分的。因《詩經》中風、雅、頌三大部分的分類,以樂調為其標準,是符合實際的,朱熹改換舊有的政治視角去解釋《詩經》體制的分類,無疑是正確的,是對漢儒《毛詩序》的重大突破。據后人的研究,《六經》中的《樂經》,古人說亡于秦火。其實,《樂經》并未單獨存在,而它是《詩經》的樂譜。由于后人重“詩”輕“樂”,故《樂經》在秦以后就失傳了。
第三,“大序”強調詩與時代與政治的密切聯系,十分重視“詩教”的作用。認為圣人早已將詩予以配樂,“用之于鄉人,用之于邦國,以化天下”。“朱序”對此給予大力肯定,并以回溯歷史的方式,進一步“闡述”了對“詩教”的重視與否,于國政的興衰與社會的治亂,具有巨大作用。在這段闡述中,朱熹提出了三個重要的創見:其一,在詩之本體論上,認為它具有巨大社會功能的同時,它還有不應忽視的審美功能。人們在“諷詠以昌”、“涵濡以體”時,要理解并做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二,在詩與時代關系上,闡述了“正”與“變”的客觀性與合理性,認為“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言,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其三,強調“變風”、“變雅”之詩的重要性。認為,圣人所感者無不正,固然,“其言足以為教”,但在一般人因所感者較雜,不過如發之為詩,也可用來“以下諷上”,促上者“自省”,決非“無可擇者”。何況,“變詩”的作者,“亦皆是一時之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對于此,不予重視,不僅可惜,也是缺乏遠見。
第四,“大序”作者,并未意識到“如何學詩”的重要意義,故而沒有在文中留下片言只語。這正好給朱熹提供了一個發表己見的絕好空間。于是“朱序”則用了一整段文字,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學詩的原則與具體途徑(詳見上述,于此從略)。這是對《毛詩序》的一個必要的補充,也是在《詩經》研究中的一個重大發現,它使《詩》學的幾個主要組成部分得以完善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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