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容海色本澄清——說蘇軾《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蘇軾作《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詩，流露了不安于位、希求退隱的心情。次年三月，即出知杭州。此后又改知潁州、揚州、定州。紹圣元年(1094)，哲宗親政，已經變質的變法派上臺，蔡京、章惇之流用事，專整元祐舊臣;蘇軾更成了打擊迫害的主要對象，一貶再貶，由英州(今廣東英德)而惠州，最后遠放儋州(今廣東儋縣)，前后經歷了七年的艱苦生活。直到哲宗病死，才遇赦北還。這首詩，就是元符三年(1100)六月自海南島渡海返回大陸時所作。

這是一首七律。先看前兩聯：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紀昀評論說：“前半純是比體。如此措辭，自無痕跡。”說這四句詩“純是比體”，固然有道理;因為這不單純是寫景，分明還另有意義。然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既“以彼物比此物”，不管如何“措辭”，都不能不露“比”的“痕跡”。但這四句詩，又的確是不露“比”的“痕跡”的。

“參橫斗轉”，是夜間渡海時所見;“欲三更”，則是據此所作的判斷。詩人仰首看天，看見參星已橫、斗星已轉，于是判斷道：“快要三更了!”曹植《善哉行》：“月沒參橫，北斗闌干。”這說明“參橫斗轉”，在中原乃是天快黎明之時的景象。而在海南，則與此不同，王文誥指出：“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時，則參已早見矣。”這句詩寫了景，更寫了人。那“參橫斗轉”的天象，是正在渡海的人看出來的;他根據“參橫斗轉”而作出“欲三更”的判斷，其內心活動也依稀可見。

“參橫斗轉”當然是客觀景象，它們點綴了夜景。但這客觀景象除點綴夜景之外，本身還有意義：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過去了一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明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難走。因此，這句詩的調子很明朗，抒情主人公因見“參橫斗轉”而說“欲三更”之時的心情也很愉快。

那么在“欲三更”之前，情況又怎樣呢?詩人在第二句里告訴我們：在“欲三更”之前，還是“苦雨終風”，天上也自然沒有星斗，一片漆黑。無盡無休地下、使人深以為苦的雨，叫“苦雨”;沒完沒了地刮、終日不間斷的風，叫“終風”。這一句，緊承上句而來。詩人在“苦雨終風”的黑夜里不時仰首看天，終于看見了星光，于是就“參橫斗轉”作出判斷：“啊!快要三更了!”繼而又不勝驚喜地說：“苦雨終風也解晴”——風雨交加，陰慘可怖的天道，也還懂得放晴呀!有了這一句，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就被塑造得更加豐滿了。

三、四兩句，就“晴”字作進一步抒寫：“云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風恬雨霽，星月交輝，“海色”也是“澄清”的。兩句詩，寫景如繪。但主要不是寫景，而是抒情;抒情中又包含議論。

這四句詩，句子結構各有變化，顯示了詩人在造句方面力避雷同的匠心。一、二兩句不求對仗，容易運用不同句式。三、四兩句要求屬對工穩，一般句式相同;而詩人卻變換手法，以“天容海色”對“云散月明”，使上句和下句各具特點。“云散、月明”，這是兩個主謂詞組;“天容、海色”，則是兩個名詞性詞組：怎么能前后對偶呢?原來這里用的是“句內對”：前句以“月明”對“云散”，后句以“海色”對“天容”。

這四句詩，在結構方面又有其共同點：每句分兩節，先以四個字寫客觀景物，后以三個字表主觀抒情或評論。唐人佳句，多渾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則力求洗練與深折。從這四句詩，既可看出蘇詩的特點，也可看出宋詩的特點。

就客觀景物說：先是“苦雨終風”;而后天空里出現了星斗;而后烏云散盡，一輪明月照耀碧海，天容海色，萬里澄清。而這客觀景物的變化，又是流放海外多年的人在政治風云起了變化、遇赦北歸之時親身經歷、親眼看見的。就主觀抒情或評論說：詩人始而說“欲三更”;繼而說“也解晴”;繼而問“云散月明”，還有“誰點綴”呢?又意味深長地說：“天容海色”，本來是“澄清”的。而這些抒情或評論，都緊扣客觀景物，貼切而自然。

這四句詩，以抒情主人公為中心，從主觀和客觀的結合中展現的藝術形象是相當明晰的。讀者從這里看到了抒情主人公半夜渡海的情景，感受到他因環境變化而引起的喜悅心情。僅就這一點說，已經是很有藝術魅力的好詩了。

成功的藝術形象，除了本身的意義之外，還往往能引起讀者的聯想。用傳統的文論術語說，這叫做“言外之意”。這由藝術形象引起聯想而產生的“言外之意”，是與簡單的“比”所獲得的藝術效果不同的。讀這四句詩，的確會引起聯想;特別是對于和蘇軾有過類似經歷的人來說，更會引起聯想。紀昀讀這四句詩，大約就聯想到政局的變化，因而說那是“比體”;但他又感到藝術形象本身自有意義，與單純“以彼物比此物”很有區別，就又說“如此措辭，自無痕跡”。他雖然運用術語不太確切，卻畢竟看出了這四句詩的豐富含義，總算有眼力。

三、四兩句，寫的是眼前景，語言明凈，讀者不覺得用了典故。但仔細尋味，又的確“字字有來歷”。用典而使人不覺，這是用典成功的例子。用了什么典故呢?《晉書·謝重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謝重陪會稽王司馬道子夜坐，“于時月夜明凈，道子嘆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云點綴。’道子戲曰：‘卿居心不凈，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參看《世說新語·言語》)“云散月明誰點綴”一句中的“點綴”一詞，即來自謝重的議論和道子的戲語，而“天容海色本澄清”，則與“月夜明凈，道子嘆以為佳”契合。這兩句詩，境界開闊，義蘊深遠，已經能給讀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啟迪;再和這個故事聯系起來，就更多一層聯想。王文誥就說：上句，“問章惇也”;下句，“公自謂也”。“問章惇”，意思是：你們那些“居心不凈”的小人掌權，“滓穢太清”，弄得“苦雨終風”，天下怨憤。如今“云散明月”，還有誰“點綴”呢?“公自謂”，意思是：章惇之流“點綴”太空的“微云”既已散盡，天下終于“澄清”，強加于我蘇軾的誣蔑之詞也一掃而空。冤案一經昭雪，我這個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復了“澄清”的本來面目。從這里可以看出，詩中用典，不應全盤否定。如果用典貼切，就可以豐富詩的內涵，提高語言的表現力。

像這樣在描寫自然景物的句子中融合典故而使人不覺得用典的例子，在蘇軾的詩中還很有一些。例如他在聽到哲宗病死、自己即將內遷的消息之后所作的《儋耳》詩：

霹靂收威暮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

第一句就有出處。《新唐書》卷二○三《吳武陵傳》載：“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圣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蘇軾長期遭貶，正與柳宗元(子厚)相似，這里化用吳武陵的說法寫出“霹靂收威暮雨開”的詩句，既描繪了眼前景，又反映了政局的變化及其由此引起的喜悅心情。

前三句，寫天象的變化，點明渡海的時間是“夜”，還沒有寫“海”。第四句，“天容”與“海色”并提;五、六兩句，便轉入寫“海”。三、四兩句，上下交錯，合用一個典故;五、六兩句，則分別用典，顯得有變化。“空余魯叟乘桴意”中的“魯叟”指孔子。孔子是魯國人，所以陶淵明《飲酒詩》有“汲汲魯中叟”之句，稱他為魯國的老頭兒。孔子曾說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的話，意思是，我的道在海內無法實行，坐上木筏子飄洋過海，也許能夠實行吧!蘇軾也提出過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屢受打擊，最終被流放到海南島。在海南島，“飲食不具，藥石無有”，盡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傳播文化的工作;但作為“罪人”，又哪里能談得上“行道”?如今渡海北歸，回想多年來的苦難歷程，就發出了“空余魯叟乘桴意”的感慨。這句詩，用典相當靈活。它包含的意思是，在內地，我和孔子同樣是“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卻沒去成;我雖然去了，并且在那里呆了好幾年，可是當我離開那兒渡海北歸的時候，又有什么“行道”的實績值得自慰呢?只不過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還留在胸中罷了!這句詩，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因而寥寥數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發了復雜的情;而“乘桴”一詞，又準確地表現了正在“渡海”的情景。

第五句緊扣題目，寫到“乘桴”渡海，第六句便寫海上波濤。這一聯是對偶句，上句用典，下句也用典，銖兩悉稱。“軒轅”即黃帝，黃帝奏樂，見《莊子·天運篇》：“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接下去，黃帝便針對北門成的提問逐一解答，如說“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動于無方，居于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等等。最后作出結論：“樂也者，始于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蘇軾用這個典，以黃帝奏咸池之樂形容大海波濤之聲，與“乘浮”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說“如聽軒轅奏樂聲”，卻說“粗識軒轅奏樂聲”，就又使人聯想到蘇軾的種種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動。就是說，那“軒轅奏樂聲”，他是領教過的;那“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惑故愚，愚故道”的種種境界，他是親身經歷、領會很深的。“粗識”的“粗”，不過是一種詼諧的說法，口里說“粗識”，其實是“熟識”啊!

喜用典故，這是蘇詩的特點之一，也是宋詩的共同點之一。蘇軾博覽群籍，筆底典故輻湊，有失也有得。有些篇章堆砌過多的典故，既生僻難懂，又枯澀少味，過去就有人譏為“事障”。另一些篇章雖用典而驅遣靈妙，精切自然，以少數之字句述復雜之事態、傳豐融之情思，既顯而易解，又耐人尋繹。不過，正因為用典精切，有些詩句，必須結合作者的身世和有關的歷史情況，才能充分理解。陸游在《施司諫注東坡詩序》里說：

近世有蜀人任淵，嘗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旨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于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為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敢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

陸游所說的“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是《余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前韻》一詩的結句。此詩乃蘇軾于建中靖國元年(1101)正月過大庾嶺時所作。先一年，即元符三年正月，哲宗死，皇太后向氏處分軍國大事;四月，韓忠彥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復敘元祐臣僚，一時人號“小元祐”。而蘇軾于十一月北上至英州，得到的旨令卻僅僅是：提舉成都玉局觀任便居住。蘇轍也未復官。《漢書》卷四三《叔孫通傳》里說：叔孫通建議漢高祖，愿征魯諸生與其弟子共起朝儀;結果征得三十余人，而“魯有兩生不肯行”。蘇軾的那兩句詩，即用此典概括了當時的政局，語似贊揚而實含譏諷。陸游的分析，可謂深中肯綮;范成大只理解為“復召元祐諸人”，就沒有抓住“意深語緩”的特點。有的注本注“空余魯叟乘桴意”，只說坐筏子渡海，注“粗識軒轅奏樂聲”，只說以樂聲比大海波濤之聲，似乎也未能充分挖掘詩人用典的深意。

尾聯“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推開一步，收束全詩。“茲游”，直譯為現代漢語，就是“這次出游”或“這番游歷”，這當然首先照應詩題，指“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僅指這次渡海，還推而廣之，指自惠州貶儋縣的全過程。紹圣元年(1094)，蘇軾抵惠州貶所，不得簽書公事。這期間，他作了一首《縱筆》七絕：“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執政章惇聞之，怒其犯了罪還如此“安穩”，因而又加倍處罰，責受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他從紹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與蘇轍訣別、登舟渡海，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渡海北歸，在海南島度過了四個年頭的流放生涯。這就是所謂“茲游”。很清楚，下句的“茲游”與上句的“九死南荒”并不是互不相蒙的兩個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茲游”之中。當然，“茲游”的內容更大一些，它還包含此詩前六句所寫的一切。

弄清了“茲游”的內容及其與“九死南荒”的關系，就可品出尾聯的韻味。“九死”者，多次死去也。“九死南荒”而“吾不恨”，當然有一定的真實性。詩人自己說得很明確：他之所以“不恨”，是由于“茲游奇絕冠平生”，看到了海內看不到的“奇絕”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敵的迫害;他固然很達觀，但哪能毫無恨意呢?因此，“吾不恨”畢竟是詩的語言，不宜呆看。有人也許要問：“詩人不是明說他之所以‘不恨’，是由于‘茲游奇絕冠平生’嗎?”是的，是這樣說的，但妙就妙在這里。第一，僅僅看到了“奇絕”的景色，無論如何也抵不了“九死南荒”的長期折磨。詩人特意講了“九死南荒”，卻偏不說恨，而以豪邁的口氣說：“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既含蓄，又幽默，而對政敵迫害的蔑視之意，也見于言外。第二，“茲游”既包含自惠州貶至儋縣以及“九死南荒”、遇赦北歸的全過程，那么“奇絕”也就不僅指自然景色的美好。“奇絕”一詞，是“奇到極點”的意思，既可形容正面事物，又可形容反面事物。詩人在“霹靂收威”、渡海北還之時總結被貶經歷，饒有風趣地說：“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其豪放性格和樂觀情緒，都躍然紙上，而對政敵迫害的調侃之意，也見于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