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時代面貌的宏偉詩史——“以文為詩”話《北征》》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

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風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云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仆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發。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sup>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其王愿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亂過箭疾。圣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凄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灑掃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新唐書》卷二○一《杜甫傳》稱贊杜甫：“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而《北征》，正是“善陳時事”，無愧“詩史”的鴻篇巨制。

我國古代沒有流傳下來像《伊里亞特》和《奧德賽》那樣規模宏大的史詩作品。從先秦以來，除了《詩經》中記述周民族歷史的《綿》、《公劉》、《生民》等篇而外，堪稱“史”的著作，都用的是散文形式;而文人們的詩歌創作，一般都篇幅較小，偏于寫景抒情。因此，要以“詩”為“史”，在空前的廣度和深度上反映時代面貌，僅僅吸取詩歌傳統中的創作經驗是不夠的，還必須向史傳文學學習，極大地提高藝術表現力。而這樣做，就必然給詩歌創作帶來新的特點，那就是“以文為詩”。詩歌包含某些文的因素，那是古已有之的;但真正稱得上“以文為詩”，則從杜甫開始。

毛澤東同志《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發表以后，許多同志把形象思維跟我國古代文論結合起來進行探討，寫出了不少有精辟見解的好文章，這是令人鼓舞的。但總的看來，似乎有這么一種趨向：在談形象思維問題時，只談“比、興兩法”，忽略了賦;與此相聯系，認為詩只能“曲說”(即只能用比、興)，不能“直說”，從而否定了“以文為詩”(包括“以議論為詩”)的傳統。這是應該作進一步討論的。這里試以杜甫的《北征》為例，略抒淺見。

對于“以文為詩”，從北宋以來，多數人持全面否定的態度，少數人持全面肯定的態度，相持不下[1]。因為韓愈及受其影響的許多宋代詩人在“以文為詩”方面表現得比較突出，所以爭論的雙方，往往涉及對韓詩及宋詩的評價問題，而忽略了、或者回避了杜甫。其實，杜甫的“詩史”之作都具有“以文為詩”的特點，而《北征》這篇不朽之作，在“以文為詩”方面更有代表性。

同樣“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卻既可以寫出優秀詩篇，也可以寫出毫無詩情畫意的“語錄講義”、“押韻之文”。這兩種情況，在韓愈的詩歌特別是宋代的詩歌中，不同程度上是并存的。而在杜甫的詩歌中，則只有前者，而無后者。從來否定“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的人否定韓詩和宋詩，而回避了杜詩，大概是由于他們只著眼于韓詩和宋詩的消極方面，以偏概全的緣故吧!

現在讓我們討論杜甫的《北征》。

當杜甫于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自長安赴奉先探家，寫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的時候，安史之亂已經爆發了。第二年(至德元年)五月，杜甫把家小由奉先遷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寫出了“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三嘆酒食旁，何由似平昔”等詩句，已感受到這次戰亂的嚴重性。不久，安祿山攻破潼關，長安失陷，唐玄宗逃往四川。杜甫又攜帶妻子，從白水逃到鄜州城北羌村。八月，他聽說唐肅宗即位靈武，便單身前往;半途中被安祿山的亂軍捉住，送往長安。杜甫在長安流浪了幾個月，至德二年四月，終于伺機逃到鳳翔，唐肅宗讓他做左拾遺。五月，因上疏營救房琯，觸怒了肅宗，險遭不測。從此，肅宗很討厭他，閏八月，便命他離開鳳翔，回鄜州羌村去探望家小。《北征》這篇五言長詩，便是通過備述這次回家經過及到家景況，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時期的廣闊的社會生活的作品。

《北征》是以紀行、敘事為主的鴻篇巨制。而要寫好以紀行、敘事為主的長詩，僅用比、興兩法而不用賦，那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同志就中肯地指出：“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這就是說，《北征》是以賦為主的。與此相聯系，以賦為主的長詩要避免平鋪直敘的缺點，寫得“陽開陰合、波瀾頓挫”、海涵地負、雄健有力，不吸收長篇散文在句法、特別是章法等方面的優點，也是不可能的。宋朝人葉夢得就曾經指出：

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2]

“如太史公紀、傳”，這不意味著《北征》等篇吸取了司馬遷傳記文學在句法、特別是章法等方面的優點嗎?

從章法上看，《北征》渾灝流轉，波瀾起伏，“有極尊嚴處，有極瑣細處，繁處有千門萬戶之象，簡處有急弦促柱之悲”。大致分析起來，全詩可分五個大段落。

從“皇帝二載秋”到“憂虞何時畢”二十句，是第一大段，寫“詔許”探親，臨行時憂憤國事、不忍遽去的復雜心情。

全詩以準確地標明皇帝紀年的句子開頭，顯然吸取了史傳文學的寫法、特別是《春秋》筆法。宋朝人黃徹曾說：“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史筆森嚴，未易及也。”[3]為什么這樣開頭，就算“史筆森嚴”呢?黃徹沒有解釋。在我們看來，一開頭就抬出皇帝，寫明年月日，首先給人以嚴肅慎重的感覺，見得他這次“北征”，不單純是個人的事情，而與皇帝有關，與時局有關，與國家大事有關，而尊王平叛之意，已包孕其中。這就為后面的敘事、描寫、抒情、議論打開了廣闊的天地。就章法上說，這個“以文為詩”的開頭，既有效地服務于內容的需要，又決定了句法上的“以文為詩”，即在一定程度上“散文化”。

“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緊承上文。于“問家室”前加“蒼茫”一詞作狀語，見得詩人在這個不平常的時候去探親，思想是矛盾的，情緒是復雜的。以下各句，即宛轉曲折地表現了這種思想情緒。“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作為朝廷的官吏，在這樣緊迫的情況下誰還顧得上去探親?然而“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分明是皇帝討厭他，才打發他走開，他卻把這說成對自己的“恩典”，自然帶有諷刺意味。他只好走開，但作為一個“諫官”，他還想忠于職守，向皇帝提點意見。所以又“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終于又向皇帝開口了：“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話似乎吞吞吐吐，沒有說完;大概是皇帝不想聽下去吧!“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表明揮涕而出，心猶依戀皇帝，覺得要說的話還沒有說完，因而雖已上路，心神還是恍惚不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這是他所關心的國家大事，也是他“揮涕戀行在”的主要原因。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杜甫始終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幻想著自己能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方面發揮作用。在他看來，“東胡反未已”，其根源在于皇帝“有遺失”，而當前能否醫治好乾坤的“瘡痍”、消除掉朝野的“憂虞”，其關鍵仍在于皇帝能否做一個真正的“中興主”。然而肅宗竟然拒諫飾非，不承認有任何“遺失”，詩人作為一個“諫官”，剛提了一點意見，就得到了打發他回家的懲罰。那么，“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呢?讀詩至此，如聞詩人嘆息之聲。

這一大段，以記時開頭，把個人“詔許歸蓬蓽”的遭遇和朝政得失、社會苦難結合起來，作盡情的抒寫。沒有“以彼物比此物”，也沒有“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完全用的是賦的方法，直敘其事，直抒其情。這與比、興相對而言，是“直說”，然而它并不“平直”，而是千回百折;并不“粗淺”，而是沉郁頓挫;不是味同嚼蠟，而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從句法、特別是章法上看，顯然是吸收了文藝性散文的長處的，但不能說這是文，不是詩。

從“靡靡踰阡陌”到“殘害為異物”三十六句，是第二大段，寫旅途中的經歷和感受。

“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四句，承前段“乾坤含瘡痍”，作進一步的具體描述。看到這些慘象，于是又想到他寄托希望的那位“中興主”，用“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兩句，形象地抒寫了“揮涕戀行在”的深摯感情。這兩句寫得很精彩：回望皇帝所在的鳳翔，日光返照，旌旗在晚風里翻動，忽明忽滅。熔寫景、抒情于一爐，又含有象征意味。

自“前登寒山重”至“益嘆身世拙”，寫路經邠郊所見的自然景物，于“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中兼用比、興。“屢得飲馬窟”，渲染出戰爭氣氛，與前面的“所遇多被傷”、后面的“寒月照白骨”呼應。這一帶在安祿山叛軍攻入長安后曾一度失陷，后來又被唐軍收復;一個個“飲馬窟”，正是戰爭的見證。“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兩句，是紀實，也兼有比、興。用夸張的手法寫虎吼崖裂，極言環境的險惡可怖。“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等句，賦、比、興并用，于哀痛、惻怛、驚怖之時忽然見此幽景，心情稍覺舒暢。而山果能夠結實，與“雨露之所濡”有關。顯然，這里是有寄托的。詩人自己不是一直沒有結出他所期望的果實嗎?“坡陀望鄜畤”以下至“殘害為異物”是寫所見所感。因為所感是由所見激發出來的，又與所見緊密結合，所以，所發議論，飽和著生活血肉，又充滿著生活激情。詩人從眼前的慘象聯想到其他許多類似的慘象，追根溯源，對于潼關之敗，異常憤慨，發出了“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的責問。潼關一敗，安祿山叛軍長驅入關，“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在這里，詩人已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最高統治者。

這一大段，從人煙蕭瑟、所遇被傷、呻吟流血、山寒虎吼、鴟鳴鼠拱，直寫到月照白骨，勾出了一幅乾坤瘡痍、生民涂炭的圖畫。這幅圖畫，是很有感染力的。如果詩人只以勾畫這幅圖畫為滿足，而沒有后面的那四句議論，其藝術效果必將大大減弱。反過來說，如果不勾畫出那幅具體的圖畫，只發議論，那就更談不上什么藝術效果了。所謂形象思維，既不是只有思維，離開生活形象進行邏輯推理，也不是只有形象，排除對生活的感受、認識，只作形象羅列，而是要憑借生活形象進行思維，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準詩人在形象地反映生活的時候抒發他對于生活的感受和認識，發一些議論呢?

從章法上看，第二大段與第一大段所寫，各有重點，但又有內在的聯系。第一大段以“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結束，第二大段即具體地展示了一幅“乾坤含瘡痍”的圖畫。詩人對這一幅生活圖畫，感到“憂虞”，感到憤慨，從而聯想到潼關之敗及其政治原因，鞭撻了“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的罪魁禍首，這又和第一大段里的“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等句前后呼應。

從“況我墮胡塵”到“生理焉得說”三十六句，是第三段，寫到家以后悲喜交集的情景。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發”，緊承上段，把筆觸從國事轉向個人。詩人這時并不老，只由于飽經憂患，屢遭艱險，所以頭發盡白。“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寫離家以來妻子也歷盡千辛萬苦的狀況。在這里寫一進家門，一個是滿頭白發，一個是鶉衣百結，百感交集，從何說起?作者以“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恰當地表現了初見面時的情景。“平生所嬌兒”以下，通過對家庭生活的描寫，反映了時代的苦難，體現了深刻的思想內容。“平生所嬌兒”如今卻“顏色白勝雪”、“垢膩腳不襪”，完全變了模樣;“床前兩小女”的穿戴呢?也是“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補丁壓補丁的衣服只能護住膝蓋，膝蓋以下，就赤條條的。時已深秋，該設法為孩子們御寒，可是“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只能干著急。“老夫情懷惡”的原因很多，但這卻是更直接的原因。然而詩人畢竟做了幾天小小的官兒，回家時多少帶了點東西，如衾裯(被頭、帳子)之類，還有給老婆的“粉黛”——化妝品呢!這點東西一拿出來，就改變了家中的氣氛：“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而且，小家伙們還爭著“問事競挽須”。這些惟妙惟肖、細致入微的描寫，僅用“比、興兩法”，大概是無法辦到的吧!

清人張裕釗曾說“敘到家以后情事”的這一段，“酣嬉淋漓，意境非諸家所有”[4]。就是說，這是有獨創性的。這獨創性表現在：詩人既發展了《詩經》以來詩歌創作(包括左思的《嬌女詩》)中的賦的手法，又從《史記》等史傳文學中吸取了豐富的創作經驗，用來描寫生活細節，刻畫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復雜的內心世界。換句話說，就是“以文為詩”。

張氏所說的“酣嬉”，只著眼于表面現象。“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這是詩人寫這篇詩時的基本思想。還家以后，始而“慟哭松聲回”，繼而“老夫情懷惡”，直到面對孩子們的天真活潑，也未能“破涕為笑”。“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有類似生活經驗的人讀到這里，誰能不為之掉淚?“似欲忘饑渴”，實際上是忘不了饑渴。“誰能即嗔喝”，“甘受雜亂聒”，實際上是憂國憂民憂家，心煩意亂，受不了“雜亂聒”，因而很想“嗔喝”。然而對于和他們的母親一起備受苦難、在自己回家之后才有了歡笑的無知的孩子們，“誰能即嗔喝”呢?這是以孩子們的“樂”寫自己的愁，使人更感到愁。“翻思在賊愁”，因而就“甘受雜亂聒”，這是以“在賊”之愁襯今日之愁，以見今日雖愁，總比“在賊”時好一些。很顯然，這不過是聊以自慰罷了!于是以“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結束了關于家庭生活的描寫，又回到國家大事上去。“乾坤含瘡痍”，又哪能說到個人的“生計”呢?

從“至尊尚蒙塵”到“皇綱未宜絕”二十八句，是第四段，結合時事，發表對實現“中興”理想的意見。

詩人在“拜辭詣闕下”之時，本想針對著皇帝的“遺失”進行“諫諍”，但皇帝不想聽，沒法開口。回家途中目睹的悲慘現實和回家以來的困苦生活激起了洶涌澎湃的感情波濤。“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至“圣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對借兵回紇表示不滿，認為借兵越多，后患越大，但皇帝一意孤行地依賴外援，誰又敢于堅持己見?“官軍請深入”等句，是說“官軍”深入敵境，自可破賊，何必借用回紇之兵。“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對如何掃平安史之亂提出正面意見。青、徐二州，即山東、蘇北;恒山、碣石，指河北一帶。作者之意：“官軍”收復兩京，便當乘勝直取安史老巢。“禍轉亡胡歲”等語，照應首段“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從唐王朝的立場出發，指出天時人事都有轉機，希望唐肅宗積極備戰。

從“憶昨狼狽初”至結尾二十句，是第五段，承上段“皇綱未宜絕”，申述“未宜絕”的理由，抒寫對重建“太宗業”的渴望。

“憶昨狼狽初”以下，舉出以往的事實說明“皇綱未宜絕”。據史書記載，安史叛軍長驅入關，唐明皇逃出長安，至馬嵬驛被迫縊死楊貴妃，殺楊國忠等權奸，以平民憤。杜甫舉出這些事實，說明唐明皇在“狼狽”之時，還能翻然改悔，是與古代的亡國之君如夏桀王、殷紂王等等不同的，從而證明“皇綱未宜絕”。“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兩句，又以周宣王、漢光武比唐肅宗，照應首段的“君誠中興主”，說明有這樣的皇帝，唐朝應該“中興”。“桓桓陳將軍”以下四句，熱情地贊揚倡義兵變的陳元禮。把“于今國猶活”歸因于陳元禮殺楊國忠兄妹及其“同惡”而給予崇高的評價，是相當大膽的，但出發點仍然是忠君。“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兩句，更從人心、氣運兩方面說明“皇綱未宜絕”。最后從“園陵固有神”講到唐太宗的“煌煌”大業，用以激勵唐肅宗，希望他做一個像李世民那樣“樹立甚宏達”的好皇帝，早日醫治好“乾坤”的“瘡痍”，使唐王朝得到“中興”。

這兩大段，直抒胸臆，大發議論，更表現了“以文為詩”的特點，毛澤東同志在《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里，以《北征》為例，指出“賦也可以用”。又指出“韓愈以文為詩;有些人說他完全不知詩，則未免太過，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張功曹》之類，還是可以的。”很清楚，第一，毛澤東同志是把“敷陳其事而直言之”的賦作為形象思維的內容而加以肯定的;第二，毛澤東同志對“以文為詩”也沒有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他不是既認為韓愈“以文為詩”，又不同意說韓愈“完全不知詩”的意見嗎?毛澤東同志認為韓愈的《山石》等詩“還是可以的”，而《山石》這篇七言古詩，乃是用寫游記的辦法寫成的，可以算韓愈“以文為詩”的代表作。

各種文藝樣式，是既有特性，又有共性的;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把詩歌的特點絕對化，把詩歌和其他文藝樣式完全對立起來，是不符合文藝創作的實踐的。吸收詩歌的優點，把散文寫得富有詩意，不是很好嗎?吸收文藝性散文在章法、句法以及描寫生活細節、刻畫人物性格、展現人物內心世界等方面的長處，用以提高詩歌抒情達意、在更高的深度和廣度上反映生活的能力，又有什么不好呢?

當然，“以文為詩”(包括以議論為詩)，是可以寫出味同嚼蠟的東西的;但這不是“以文為詩”的過錯，難道“以詩為詩”，就保證能夠寫出好詩來嗎?

有些人還把“以議論為詩”和“以文為詩”看成一碼事而加以否定。明代的屠隆就說過：“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而為詩哉?”[5]他的意思是：只有在散文里才能發議論，在詩里，是不能發議論的。當然，如果不是抒發對于現實生活的真情實感和深刻理解，而是發表抽象的議論，那是寫不出好詩的;但不能因此就說在詩歌里不能發議論。從《詩經》以來，有無數好詩都是發議論的。就是在毛澤東同志的光輝詩詞里，不是也有“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桑滄”等等的議論嗎?

優秀詩篇中的議論與哲學論文、政治論文中的議論不同。它來自形象思維，來自對生活的強烈感受和深刻理解，常常與敘事、抒情緊密結合，不可分割。《北征》里的議論正是這樣的。這不單純是表現方式問題，而主要是深入生活問題和思想感情問題。杜甫的《北征》無愧“詩史”，正是和他深入生活，在思想感情上接近了人民分不開的。他在十年困居長安的后期，已經接觸到下層社會的生活，從長安到蒲城探望家小，旅途所見和到家后已經餓死了孩子的悲慘遭遇，擴大了他詩歌創作的視野。安史之亂爆發，在顛沛流離的生活過程中，他目睹了“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的慘象，因而能夠發出“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的感慨，把注意力集中到當時的政治、軍事等國家大事上，考慮如何醫治“乾坤”的“瘡痍”。《北征》從題目上看，應該是一篇紀行敘事的詩歌;但由于詩人處處考慮著國家大事，所以表現在創作上，就不是單純紀行、敘事，而是有抒情、有議論，時而揭露社會矛盾，時而發表政治主張，時而“憂虞”當前時局，時而展望未來好景。而這一切，都是被一條主線貫串起來的，那就是“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

杜甫深入社會的生活實踐和由此產生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是能夠寫出像《北征》這樣的“詩史”的根本原因;但要寫出這樣的“詩史”，而不用賦的手法，不吸收文藝性散文的優點，也是不可能的。

《北征》作為“詩史”，對我們仍有認識意義。詩人為了創作“詩史”而從其他文藝樣式的創作經驗中吸取有用的東西，也對我們有借鑒意義。把詩歌的特點絕對化，只強調比、興，不加分析地反對“以文為詩”，對于我們創作無愧于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宏偉“詩史”來說，并不是有利的。</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