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中唐以后，帝王大都耽于荒淫逸樂，詩人于是寫了這兩首詠史詩，借北齊后主高緯寵幸馮淑妃而導致亡國的史實進行諷諫。

第一首前兩句議論。“一笑” 句暗用周幽王寵褒姒而亡國的典故。據《史記·周本記》，幽王寵愛妃子褒姒，為了博得褒姒一笑，下令將只有敵人來犯時才燃燒的烽火點燃。諸侯紛紛帶兵趕來，但撲了個空，于是褒姒大笑起來，幽王也非常得意。此后，幽王為褒姒數舉烽火，但諸侯們再也不上當了。幽王重用 “善諛好利” 的虢石父為卿，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及其所生太子宜臼，另立褒姒所生之子伯服為太子，激起了申后之父申侯的不滿。申侯于是聯合了犬戎的軍隊進攻國都豐鎬 (今陜西長安西北)，幽璉忙舉起烽火，但諸候們都沒有前起。幽王帶著褒姒倉惶出逃，走到驪山下，被犬戎軍所殺，西周王朝就這樣滅亡了。“相傾”，謂使國家傾覆。“荊棘”，叢生有刺的灌木，為亡國的象征用語。春秋吳國的伍子胥推想吳亡后京城和宮禁的荒涼慘景，曾流著眼淚說： “城郭丘墟，殿生荊棘。”(《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五》)西晉的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也曾指著洛陽宮門的銅駝嘆道：“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晉書·索靖傳》)兩句意思是說： 帝王一耽于淫樂，便有亡國的危險，不要等到真亡國了再來悲傷。言外之意，應當知微見著，防微杜漸，充分吸取歷史的教訓。兩句不是專就北齊而言，但通過對帶有普遍意義的歷史教訓的總結和警示，為下文吟詠北齊史事作了很好鋪墊。

后兩句由一般轉入個別，具體刻畫高緯荒淫誤國情景。“小憐”，馮淑妃名。據 《北史·齊后主馮淑妃傳》，淑妃原為高緯穆后的從婢，穆后寵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 “續命”。聰慧狡黠，能彈琵琶(這點頗投高緯所好，據 《北齊書·后主紀》，高緯喜歡懷抱琵琶彈唱 “無愁曲”，人稱“無愁天子”)，工歌舞。高緯惑之，竟至“愿得生死一處”。“玉體橫陳夜”，謂淑妃進御之夕。“已報周師入晉陽”，謂北齊旋即亡國。“晉陽”，北齊軍事重鎮，在今山西太原市。武平七年(576) 十二月，北周武帝攻破晉陽，向齊都鄴城(在今河北臨漳西南) 進軍。第二年正月，高緯出逃，途中與淑妃等同被俘虜，北齊遂亡。兩句照應“一笑相傾國便亡”，說明淑妃進御之夕，齊之亡征卻已定。一句言因，一句言果，荒淫失政與國破家亡之間的必然聯系昭然若揭，發人深省。

高緯與淑妃除閨房縱欲之外，外出畋獵也是他們尋歡作樂的重要方式，因此第二首又變換一個角度，來說明荒淫誤國的道理。“巧笑”謂淑妃嫵媚的笑，語出 《詩·衛風·碩人》：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這里的 “巧笑”，有如 《文選》 宋玉 《登徒子好色賦》 所說的足可 “惑陽城，迷下蔡”的“嫣然一笑”。“萬機”，指帝王日常所當料理的紛繁政務，實即帝王應對國家承擔的政治責任。“巧笑”與“萬機”，孰輕孰重，本是一件婦孺皆知、一目了然的事，這里卻說“堪敵”，卻說“知”，寓含著強烈的諷刺之意。“一笑相傾國便亡”，“巧笑” 豈只是“堪敵萬機”，簡直是“勝過萬機” 了！“一笑” 句正話正說，是熱罵；這句正話反說，是冷諷： 相映成趣，各極其妙。

“傾城”句再將諷意楔進一層。“傾城”，美女的代稱，指淑妃。女子身著戎裝本來不一定是壞事，古代許多巾幗英豪身著戎裝，臨陣殺敵，英姿颯爽，壓過須眉，不是人所共稱么？問題在于淑妃戎裝出獵，只是逢場作戲，只是忸怩作態，只是為了尋求刺激，就像高緯故意在皇家園林中建起一座貧窮村舍，自己穿著破衣服在其中裝乞丐一樣。這里說淑妃身著戎裝時“最” 好看，表面是欣賞，是贊美，實際是挖苦，是鞭笞，其用意在后兩句和盤托出，一看便知。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北史·齊后主馮淑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于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雖身著戎裝但卻把強大的敵國忘記在九霄云外，對火燒眉毛的戰爭竟不屑一顧、毫無防備；自己都快成為敵軍的獵獲物了，卻還要在那里再獵一圍： 真是追歡逐樂到了不僅不要國家，甚至連自己性命也不要了的地步。兩句模擬淑妃口吻，以一 “休”一“請” 相呼應，將昏君寵妃的昏昧墮落、麻木不仁刻畫得入木三分，為全詩作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總結。

這兩首詩在寫作上有下列特色：

一是不枯燥地講道理，發議論，而是借助具體的事實和形象來說話。除第一首前兩句屬直接議論外，其余大抵只是鋪陳事實，描述形象，而將思想、感情、觀點、議論寓于事實和形象之中。即使是第一首前兩句，也并不脫離具體形象，如以“一笑相傾” 來說明荒淫誤國，以“荊棘”來隱示國破家亡。兩句連用了三個典故，俱渾融于整體形象之中而不著痕跡。全詩是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完美結合的產物，既內涵深刻，又形象鮮明，不乏啟迪人心、感發人心的藝術魅力。

二是精于剪裁，構思謹嚴。要想用兩首短詩來總結北齊亡國的歷史教訓，并達到借古鑒今的目的，不對素材進行嚴格的剪裁、提煉和加工是不可想象的。北齊亡國的歷史原因和歷史教訓是多方面的，詩人只抓住高緯荒淫失政這一點來加以表現，又只抓住高緯同馮淑妃的縱樂來表現其荒淫失政，同馮淑妃的縱樂又只寫 “玉體橫陳” 和“更獵一圍”兩件事，可謂極有眼力。為了強調荒淫失政與國破家亡之間的必然聯系，詩人即利用了史實但又不拘囿于史實，作了一些必要的加工。一是縮小時間距離，如淑妃進御之夕與周師攻陷晉陽相隔尚有時日，詩人卻以“已報”二字將兩件事緊緊地聯結在一起，增強了說服力。二是縮小空間距離，如據 《北史·齊后主馮淑妃傳》，淑妃“請更殺一周” 的事發生在晉州平陽 (今山西臨汾)，不是在晉陽，且兩地之間相職數百里，詩人卻有意以 “晉陽”取代“晉州”，以 “已陷”取代“城已欲沒”，說明“晉陽尋即陷矣，無可回顧，其猶能更請一圍乎”(馮浩 《玉谿生詩詳注》)之意，也收到了不同尋常的效果。詩中以“一笑”、“便亡”、“已報”、“已陷”、“更請” 等詞語上下鉤連，不僅使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系一目了然，而且使詩篇意脈貫串、 結構渾然，給人以精粹嚴整、無一字可移易的感覺。

三是運用強烈的對比手法來加強藝術效果。“玉體橫陳” 是一幅極艷極褻的春宮圖，卻與 “已報周師入晉陽”的危急場景組合在一起；“晉陽已陷”令人焦灼萬分，淑妃卻還在那里 “更請君王獵一圍”。兩組畫面，彼此之間是那樣的不協調，甚至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詩篇正是通過極不協調甚至存在著尖銳矛盾的畫面的組接，產生出令人觸目驚心的效果，從而有力地揭露了當權者荒淫誤國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