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浣溪沙》原文賞析

月底棲鴉當葉看，推窗跕跕墮枝間。霜高風定獨憑闌。

覓句心肝終復在，掩書涕淚苦無端。可憐衣帶為誰寬。

從這首詞開端的“月底棲鴉”四個字來看，王氏所寫者固原為眼前實有的一種尋常之景物。可是當王氏一加上了“當葉看”三個字的述語以后，卻使得這一句原屬于“寫境”的詞句，立即染上了一種近于“造境”的象喻的色彩。其所以然者，蓋因既說是“當葉看”，便可證明其窗前之樹必已經是枯凋無葉的樹。而所謂“棲鴉”，則是在凄冷之月色下的“老樹昏鴉”，其所呈現的也應原是一幅蕭瑟荒寒的景象。可是王氏卻偏偏要把這原屬于荒寒的“棲鴉”的景色做為綠意欣然的景色來“當葉看”。只此一句，實在就已表現了王氏在絕望悲苦之中想要求得慰藉的一種掙扎和努力。然而現實畢竟是現實，無論詩人在感情方面抱有多么大的期待和幻想，殘酷的現實也終于會把它們全部摧毀和消滅。所以當詩人想要把隔在中間的窗子推開，對于幻想中之“當葉看”的美景，做進一步的探索和追尋之時，乃驀然發現這些枝上不僅本然無葉，而且就是那些暫時點綴在枝上，可以使詩人“當葉看”的“棲鴉”也已經飛逝無存了。在這句中，王氏所用的“跕跕”二字，蓋原出于《后漢書》之《馬援傳》。本來是寫馬援出征交阯之時，當地的氣候惡劣，“下潦上霧、毒氣熏蒸”，連飛鳥也不能存活，所以“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王氏使用了此一有出典的“跕跕墮”三字，實在用得極好。第一，此三字原為形容飛鳥之語，“鴉”亦為飛鳥之一種，故可用以形容“鴉”，此其一。第二，此一古典之運用，遂使靜安詞別有一種古雅之美，此其二。第三，就王氏所見之實景而言，當其推窗之際，窗外之鴉自當是驚飛而去，而決非如《馬援傳》所寫的“跕跕”而“墮”，然而王氏既曾將此“棲鴉” “當葉看”，則樹上棲鴉之消逝，就詩人之想象而言，固又正如落葉之再一次的飄墮。如此則現實自然中本已有過的一次葉落，固已使詩人遭受過一次美好之生命已歸破滅的打擊，如今則幻想中“當葉看”的“棲鴉”乃竟然又一次如葉之飄墮，是則對詩人而言，乃更造成其幻想中之美好的景象又一次破滅無存，于是此“跕跕墮”三字遂有了一種超寫實的象喻感，此其三。第四，“跕跕墮”三字在《馬援傳》中寫飛鳥之墮，蓋原由于環境之惡劣，因而在王氏此句中的“跕跕墮”三字，遂亦隱然有了一種隱喻環境之惡劣的暗示。此其四。于是在此二句所寫的“當葉看”與“跕跕墮”之幻想破滅之后，所留給詩人的遂只余剩下了一片毫無點綴、毫無遮蔽的寂寞與荒寒。于是詩人遂寫下了第三句的“霜高風定獨憑闌”。“霜”而曰“高”，自可使人興起一種天地皆在嚴霜籠罩之中的寒意彌天之感; 至于“風”而曰“定”，則或者會有人以為不如說“風勁”之更有力，但私意以為“定”字所予人的感受與聯想實在極好。蓋以如用“勁”字，只不過使人感到風力依然強勁，其摧傷仍未停止而已。而“定”字所予人的感受，則是在一切摧傷都已經完成之后的絲毫更無挽回之余地的絕望的定命。正如李商隱在其《暮秋獨游曲江》詩中所寫的“荷葉枯時秋恨成”之“恨成”，也正如《紅樓夢》中《飛鳥各投林》一曲所說的“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之一切榮華早已歸于無有的“真干凈”。然則詩人在面對如此情境之下的“獨憑闌”，又該是如何的一種感受和心情?把一切悲悼、絕望、寂寞、高寒之感都凝聚在一起，而卻以“獨憑闌”三字寫得如此莊嚴肅穆，這實在是靜安詞所特有的一種境界。

以上前半闋的三句本是以寫外在之景象為主的，然而王氏卻在寫景之中傳達了這么豐富的感受和意蘊，遂使得原屬于“寫境”的形象同時也產生了 “造境”的托喻的效果。這種形象與托喻相結合的力量既已經如此之豐美強大，于是下半闋遂不再假借任何景物與托喻，而改用了直抒胸臆的敘寫。至于如何直抒胸臆，則王氏此詞原有兩種不同之版本，我們在前面所抄錄的是收入于《觀堂外集》中的《苕華詞》的版本，但在其早年所編印的《人間詞》的版本中，則此二句原作“為制新詞髭盡斷，偶聽悲劇淚無端”。私意以為《苕華》本較勝。蓋以《人間》本的兩句，所表現的只有一層情意，前一句“為制新詞髭盡斷”寫作詞之辛苦，用古人“吟安一個字，捻斷數根髭”之句，謂因作詞而髭皆捻斷。后一句“偶聽悲劇淚無端”則寫內心之悲哀易感，故偶聽悲劇而涕淚無端。如此而已。可是《苕華》本的兩句，卻可以傳達出更多層次的情意，而其作用則全在用字與語法之切當有力。先說“覓句心肝終復在”一句，這句從表面看來本也是寫作詞之用心良苦，與“為制新詞”一句的意思似頗為相近;但卻因其用字與句法的安排，而蘊含了如我在《傳統詞學》一文中介紹西方接受美學時所述及的一種可以給讀者以更多感發的可能的潛力。先說“覓句心肝終復在”一句，首先是“覓”字從一開始就暗示了一種探索追尋的努力。再則是“心肝”二字又給予人一種極強烈的感受。其所以提出“心肝” 二字者，蓋因就中國傳統之詩論言之，本來一向都認為“詩”是 “志之所之”，“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先要有“搖蕩性情”的感動，然后才會有“形諸舞詠”的創作。所以“心”實在是引起創作之感發的一個根源。只不過這種感發之“心”，原是指一種抽象的情思，而并非現實中生理的“心肝”之心。所以就一般情況而言，王氏此句本可以寫為“覓句心情”或“覓句心懷”，但王氏卻并未使用這些習見的字樣，而用了給人以一種血淋淋的現實之感的“心肝”字樣。這兩個字初看起來頗給人一種不舒適的感覺，然而卻帶有一種極強烈的力量。亦正如蔡琰《悲憤詩》之寫傷痛的心情乃曰“怛咤糜肝肺”，杜甫之寫關切的心懷乃曰 “嘆息腸內熱”，其作用與效果蓋頗有相近之處。而且私意以為王氏所用之 “心肝”二字還可以更給讀者一種聯想，那就是當“心肝”二字連用做為指稱抽象的感情之辭時，往往帶有一種指責之意味，如一般稱人之自私自利對國家社會全然無所關心者，則謂之為“全無心肝”。而王氏此句乃曰“心肝終復在”，則反用其意表現了自己對此冷漠無情之人世之終于不能無所關懷的一份強烈而激動的感情。而且“終復在”三個字的敘寫口吻更表現了有如李商隱《寄遠》詩所寫的一份“姮娥搗藥無時已，玉女投壺未肯休”的不已無休的纏綿深摯的執著。關于王國維對于人世的深切關懷，我在《王國維》一書中，于論及王氏之性格與時代之關系時，曾經提出過一段話，說王氏“一方面既以其天才的智慧洞見人世欲望的痛苦與罪惡，……而另一方面他卻又以深摯的感情，對此痛苦與罪惡之人世深懷悲憫，而不能無所關心。”而且王氏早年之所以離開故鄉海寧而到上海去求學，繼而又遠赴日本去留學，主要就正因為他原有一種用世與救世之心。即使當他幾經挫折而以寫詞自遣的時代，他同時就也還寫了若干雜文，如其《文雜》及《文集·續編》中所收錄的《教育偶感》、《論平凡之教育主義》、《論教育之宗旨》、《教育普及之根本》，及《人間嗜好之研究》與《去毒篇》等，也都無一不表現了他對人世的一份深切的關懷。而此詞中的“覓句心肝終復在”一句，所表現的就正是這一份深切的感情。而且王氏還更以其“覓”字，“心肝”字、及“終復在”的口吻，將這份感情表現得如此深刻曲折而強烈，這就是我所以認為《苕華》本的改句較《人間》本之原句為勝的主要原因。再說其下面的“掩書涕淚苦無端”一句，此句亦較《人間》本之“偶聽悲劇淚無端”為勝。蓋以“偶聽”一句既已明白指出了 “淚無端”是由于“聽悲劇”而來，如此則其所謂“無端”者便已有一端緒可尋，因而其悲感遂亦有了一種原因與限度，所以其感人之力遂亦因而也有了限制。至于“涕淚苦無端”之句，則以一“苦”字加強了 “無端”之感，是欲求其端而苦不能得之意，如此遂使其涕淚之哀感成為了一種“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與生命同存的哀感，于是其所寫的哀感之情乃亦自有限擴而為無限矣。這自然也是使我覺得《苕華》本勝于《人間》本的一個原因。至于句首的“掩書”二字，則表面看來雖或者也可視為涕淚之一端，但實際上“掩書”所寫的原來只是一個動作，而如果以“掩書”的動作與下文之“涕淚”結合起來看，則可以提供給讀者很多層次的聯想。首先就王氏的性格來談，則王氏平生最大的一個愛好就是讀書。他曾經自謂“余畢生惟書冊為伴，故最愛而最難舍去者，亦惟此耳。”然而王氏研治哲學之結果，既未能求得對人生之完滿的解答，其研治史學之結果，亦未能達成救世之理想與愿望。這種動機與結果，自然可以想象為其掩卷興悲涕淚無端的一項因素。其次則王氏之讀書原來也曾有欲藉讀書以求自我逃避和慰藉之意。但他逃避和尋求慰藉的結果，則反而是更增加了心靈中的悲苦和寂寞，所以在另一首《浣溪沙》中，他就又曾自敘說“掩卷平生有百端。 飽更憂患轉冥頑， 偶聽啼鴂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閑愁無分況清歡。”是則無論其欲在文學之研讀創作中求慰藉，或者欲在丹鉛之考證的研讀中求逃避，而最終則依舊是“掩卷平生有百端”的悲慨，那一首詞的“掩卷”正可做為這一首詞中“掩書”一句的注腳。可知其“無端”之涕淚固正由此“百端”之悲慨也。然而王氏的此種深悲極苦之情與悲天憫世之意又誰知之者乎。故乃結之曰“可憐衣帶為誰寬。”這一首《浣溪沙》詞，實在可以說是王氏由眼前尋常景物之寫境寫起，而卻蘊含有極豐富的深情與哲理的一首代表作。

象這一類從敘寫眼前的景物開始，而卻引發出多層次的要渺深微之意蘊的作品，在王詞中還有不少。即如其“終古錢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東趨海”一首《蝶戀花》詞;“夜起倚危樓，樓角玉繩低亞”一首《好事近》詞;“西園花落深堪掃，過眼韶華真草草”一首《玉樓春 》詞，便都在所寫的景物以外，更有一種幽微深遠之意蘊。只是為篇幅所限，本文已不暇詳說，只好請讀者自己去欣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