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金明池》原文賞析

燕臺懷古。和申隨叔翰林

西苑妝樓，南城獵騎，幾處笳吹蘆葉?孤鳥外、生煙夕照，對千里萬里積雪。更誰來、擊筑高陽?但滿眼、花豹明駝相接。剩野火樓桑，秋塵石鼓，陌上行人空說。戰斗漁陽何曾歇?笑古往今來，浪傳豪杰。《綠頭鴨》、悲吟乍了、《白翎雀》、醉歌還闋。數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園陵，頹垣斷碣。正石馬嘶殘，金仙淚盡，古水荒溝寒月。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有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這段話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點：文章的風格有得之于“江山人物”的影響。這觀之朱彝尊的詞風，亦可得到佐證。如他在杭州西湖所寫的《梅花引·蘇小小墓》，其詞風就何等委婉纏綿;而現在這首寫于燕臺的《金明池》，其詞風卻又何等慷慨沉郁。兩相比較，人們就不難領悟“文章有得于江山之助”的道理。

燕臺即黃金臺，故址在河北易縣東南。相傳戰國燕昭王筑臺于此，置千金于其上，廣招天下賢士，故又稱黃金臺。后來，燕國君臣又以此地為“大本營”，稱霸于戰國時期，使燕國成為當時的七強之一。可是，時隔近二千年，昔日曾在政治舞臺上風云奔走的豪杰人物而今早已風流云散，只剩下一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韓愈《送董邵南序》)來讓人引發“思古之幽情”——朱彝尊的此詞，正就是這樣一首“燕臺懷古”的佳篇(觀其詞序可知，它是“和”人之作)。

上片前六句先寫景：“西苑妝樓，南城獵騎，幾處笳吹蘆葉?孤鳥外、生煙夕照，對千里萬里積雪。”這幾句，就給人們展示了一幅西風蘆葉、積雪晚煙的“燕臺夕照”圖，意境相當闊大，筆力十分洗煉。它似乎吸收過唐人祖詠《望薊門》詩中的若干意象(“燕臺一望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連胡月，海畔云山擁薊城……”)，但寫得比祖詩格外悲涼和越加凄黯，而這便與詞人所懷有的黯淡心境(無復唐人的恢宏雄壯氣象矣)是分不開的。接下兩句是抒情——抒發其“不見古人”的悲感：“更誰來、擊筑高陽?”“擊筑”用荊軻刺秦王、高漸離為之擊筑(一種樂器)的典故。《史記·刺客列傳》載：荊軻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冒死刺秦王。太子丹送至易水餞行，高漸離擊筑，荊軻自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易水歌》。這可稱是戰國時期政治舞臺上極其悲壯的一幕。可是往事早成“歷史”，所以朱彝尊不禁要感嘆：象荊軻、高漸離這樣一類“擊筑高陽”的壯士(“高陽”：今屬河北省，本燕國高陽邑。這兒泛指河北易水一帶燕國舊域)，如今何在?此亦憑吊古之豪杰兼嘆當世之無人也。由于這兩句是用反問句式表達出的，故使詞情為之一振，一掃前面的低沉氣氛，使人頓時亢奮起來。但此種亢奮又只是一霎那的事;馬上，詞情重又跌入更加悲涼的意氛中去了：“但滿眼、花豹明駝相接。剩野火樓桑，秋塵石鼓，陌上行人空說。”花豹，是指金錢豹;明駝，即駱駝。這兩句描寫北方風物，極言其人跡荒蕪。“野火樓桑”(“樓桑”，地名，在今河北涿縣，相傳此地為劉備故里)與“秋塵石鼓”是說：昔年劉備故里的巨桑，現今已經野火蔓燒于其下，而當年周王刻著銘文的石鼓之上，現今也早已蒙上了一層秋塵——而這兩處的古跡，也只是聽陌上不相干的行人“空說”(指歷史陳跡早已蕩然無存)而知的。這三句的敘述，又再次增加了前面已經積貯起來的“歷史空虛感”的“份量”，而顯出一種“千齡人事一朝空”(李嶠《汾陰行》)的悵惘來。

燕臺地處薊北，自古以來便是戰爭頻繁之地。故在敘說燕國的舊事之后，詞人又再次申述其懷古之情：“戰斗漁陽何曾歇?笑古往今來，浪傳豪杰。”漁陽即北京，指河北一帶。“戰斗何曾歇”言其干戈紛爭、戰亂不息——別的不說，且以人們熟悉的戰爭來說，這兒就發生過安祿山的叛亂，以后更成了晚唐五代軍閥混戰的場所，而金、元兩朝又在北京建都。故而“何曾歇”者，慨嘆軍事活動之未有歇息也，言外亦含有對于明清易代之際(還可包括明末李自成的打進北京)戰火紛飛、生靈涂炭的惋嘆。但接下又以一“笑”字，把這些軍事舞臺上曾經稱雄一時的“豪杰”來了一個全盤的否定(“浪傳”者，空傳也)。也就是說，古往今來的無數“勝利者”們，到如今也不過是過眼煙云而已!念及此點，作者再借用兩個樂曲的名字，來表達他“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王安石《桂枝香》)的歷史悲感。其辭曰：“《綠頭鴨》、悲吟乍了、《白翎雀》、醉歌還闋。”意謂一曲未了，一曲又起，而在這支支醉歌中間，都寓藏著歌唱者的悲慨之情。但悲歌尚未唱完，詞人接著又把自己的“抒情視野”拓展到了更為寥廓深遠的境界中去：“數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園陵、頹垣斷碣。正石馬嘶殘，金仙淚盡，古水荒溝寒月。”燕云十六州，指河北山西北部一帶，五代時石敬瑭曾割此以賄契丹。作者說其園陵早已成了一片荒蕪的頹垣斷碣，而昔日陵墓前的巍峨石馬與宮闕前的莊嚴華表(“金仙”指金銅仙人及其所捧承露盤)，也已傾倒圮廢，只與古水荒溝中的寒月作伴。讀著這幾句，不禁使人聯想到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曲(“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抬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以及它的《駐馬聽》曲(“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不過朱彝尊的詞中不僅如同孔尚任的曲子那樣，描繪了“昔盛今衰”的歷史對比，而且另還含有對于夷族統治不會久長的某種“批判”。

朱彝尊此詞作于清朝康熙年間。其時清朝正處立國之初。照理這是一個“上升”與“興盛”的時代。然而詞人卻借“懷古”而吟出了與時代氣氛不相合拍的“低調子”來。此中深意，只有從他的民族感情和個人遭遇中才可找到答案：作者慨嘆“擊筑高陽”的不復可見，或許就是為明末許多抗清志士來唱贊歌與挽歌;作者的慨嘆燕云十六州的園陵夷成“頹垣”，或許也在“預言”清代統治的終將不能久長?當然此意只可“心領”而不可“言傳”，因而他就只能以“懷古”、“詠史”詞出之。結合當時文網密布的險惡政治形勢，我們是不難理解此點的。而從其風格來看，此詞寫得蒼涼感慨，沉郁頓挫，很有其朋友陳維崧詞的風味。這大概也與他身臨“千里萬里積雪”的北國環境，與受到北方歷史人物事跡的激勵是分不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