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明文·張溥·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①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②，即除魏閹廢祠^③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④，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⑤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⑥按劍而前，問： “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⑦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⑧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⑨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 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⑩而函之，卒與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⑪，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翦發杜門^⑫，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⑬于朝廷，贈謚美顯，榮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 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注〕① 蓼(liǎo 潦)洲周公：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明萬歷進士，曾任福州推官、吏部員外郎。因反對宦官魏忠賢專權，辭官歸里。后被捕下獄，死于獄中。② 當道： 當權者。③ 魏閹廢祠： 已廢的蘇州魏忠賢生祠。魏忠賢為太監，故貶稱魏閹。④ 皦(jiǎo 攪)皦： 明亮，這里指顯耀。⑤ 吾社： 指復社。張溥等組織復社，是因為“世教衰，此其復起”，故“名社曰復”。他們以繼承東林黨為號召，其宗旨是“興復古學，務為有用”。⑥ 緹騎(tí jì 提季)： 本為漢代京城中逮捕人犯的人馬，這里指明代錦衣衛，當時為魏忠賢所掌握。⑦ 抶(chì 斥)： 鞭打。⑧ 大中丞： 原為御史臺官職，這里指巡撫。⑨ 溷(hùn 混)： 廁所。藩： 籬笆。⑩ 脰(dòu 豆)： 頸，這里指頭。⑪ 圣人之出： 指明思宗朱由檢即位。投繯(huán 還)： 上吊。明思宗即位后，貶魏忠賢去鳳陽看守皇陵，后又下令將他捉回，魏行至河北阜城，聞訊畏罪自縊而死。⑫ 翦發： 削發為僧。杜門： 閉門不出。⑬ 暴(pù 鋪)： 顯露。



魯迅曾說： “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張溥的《五人墓碑記》，就是明末小品文中有諷刺，有攻擊，有歌頌，有戰斗鋒芒和藝術魅力的優秀作品之一。

這篇文章反映蘇州市民的反閹黨斗爭，體現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題思想，發人深省。

作品所體現的這個主題思想，本身就包含著許多對比的因素： “死”與“生”，當然是對比;有“大”就有“小”，有“重”就有“輕”，有“匹夫”就有“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縉紳”以至“高爵顯位”，這里都有強烈的對比。

為“五人墓”作“碑記”，當然要寫出“五人”是怎樣的人。這可以有各種寫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來就得敘述他們的姓名、籍貫、世系、行事等等;但張溥卻另辟蹊徑，只用“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一句話，對“五人”作了判斷性的說明。用“者”提頓，用“也”煞句，“者”、“也”照應，這是古漢語中判斷句的典型結構。以一個判斷句開頭，就“五人”為什么而死作出判斷，說明“五人”不是為了別的什么而死的，而是當周順昌“被逮”的時候“激于義而死”的，這里已包含著對“五人”的頌揚。按照作者在篇末點明的主題思想的邏輯，“激于義而死”，“死”的意義就“大”;如此而死，雖“匹夫”也“有重于社稷”。那么與此相對照，那些“不義而生”、“不義而死”的，又怎么樣呢?對于這些，作者暫時還沒有發議論，然而諷刺的鋒芒，也已經從對“五人”的頌揚中露出來了。

點出“五人”“激于義而死”，讀者滿以為該寫怎樣“激于義而死”了;但作者卻按下不表，由“死”寫“葬”，由“葬”寫“立石”，給讀者留下懸念。

寫“葬”，寫“立石”，用的是敘述句，但并非單純敘事，而是寓褒于敘。不是由不肖之徒，而是由“賢士大夫”們“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這不是對“五人”的褒揚嗎?所以緊接著，即用“嗚呼，亦盛矣哉”這個充滿激情的贊頌句收束上文，反跌下文，完成了第一段。

有褒必有貶。第一段雖然只是從正面褒“五人”，但其中已暗含了許多與“五人”相對比的因素，為下文的層層對比留下了伏筆。

第二段，就“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沒不足道”與“五人”的死而立碑“以旌其所為”相對比，實際上已揭示出“疾病而死”與“激于義而死”的不同意義。但作者卻引而不發，暫時不作這樣的結論，而用“何也”一問，使本來已經波瀾起伏的文勢涌現出軒然大波。

如前所說，在一開頭點出“五人”“激于義而死”之后，原可以就勢寫怎樣“激于義而死”。但作者卻沒有這樣做，而是寫“墓而葬”，寫立碑“以旌其所為”，寫在“五人”死后的“十有一月”中無數“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死于疾病，從而在兩相對比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 凡人皆有死，但一則受到賢者的旌表，死而不朽，一則與草木同腐，“湮沒不足道”，這是什么原因呢?在這尖銳的一問使文勢振起之后，才作為對這一問的回答，寫“五人”怎樣“激于義而死”。文情何等曲折，文勢何等跌宕!然而這一切，都是為更有力地歌頌“五人”之死蓄勢。對“五人”的歌頌越有力，對其對立面的暴露、批判也就越深刻，對表現“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題也就越有利。

寫“五人”之死用了兩段文字，但與《明季北略》中的寫法很不相同。后者著重敘事，寫出了從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市民暴動的全過程，極有史料價值。前者敘事中有說明，有描寫，而且處處與前面的文字相照應，其目的不在于敘述市民暴動的全過程，而在于通過寫“五人”為什么而死，來表揚他們的正義行動。

和全文開頭處的“當蓼洲周公之被逮”相照應，這一段從“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寫起?！爸芄淮?，與“五人”之死又有什么關系呢?作者在追述了“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的情景之后，告訴讀者： “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边@就是說： 當時以大中丞的官銜做江蘇巡撫的毛一鷺是魏忠賢的爪牙，“吳之民”本來就痛恨他;而“周公之被逮”，又正是這個閹黨爪牙指使的，所以“吳之民”就更加痛恨他。寥寥數語，表明“周公”與閹黨形同冰炭，互不相容;那么兩相對比，“周公”是怎樣一個人，也就不言而喻了。既然“吳之民”痛恨閹黨而同情受閹黨迫害的“周公”，那么因閹黨逮捕“周公”而激起的這場“民變”的正義性，也就不容歪曲了。正面寫市民暴動只有四個字： “噪而相逐”。但由于明確地寫出“逐”的對象是“魏之私人”，因而雖然只用了四個字，卻已經把反閹黨斗爭的偉大意義表現出來了。

“吳之民”與“五人”是全體與部分的關系。不單寫“五人”，而寫包括“五人”在內的“吳之民”“噪而相逐”，這就十分有力地表現出民心所向，正義所在，從而十分有力地反襯出閹黨以“吳民之亂”的罪名“按誅五人”的卑鄙無恥，倒行逆施。

在前面，只提“五人”，連“五人”的姓名也沒有說。直等到寫了“五人”被閹黨作為“吳民之亂”的首領被殺害的時候，才一一列舉他們的姓名，大書而特書，并用“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一句，與首段的“墓而葬”拍合。其表揚之意，溢于言外。

這還不夠，接著又用一小段文字描寫了“五人”受刑之時“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的英雄氣概和“賢士大夫”買其頭顱而函之的義舉，然后又回顧首段的“墓而葬”，解釋說： “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焙苊黠@，這里既歌頌了“五人”，又肯定了“賢士大夫”。而對于“賢士大夫”的肯定，也正是對“五人”的歌頌。

三、四兩段寫“五人”怎樣“激于義而死”，五、六兩段則著重寫“五人”之死所發生的積極而巨大的社會影響。

第五段是這樣開頭的： “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這里有幾點值得注意： 閹黨把“亂”的罪名加于“吳民”，作者針鋒相對，把“亂”的罪名還給閹黨，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此其一?！按箝帯辈贿^是皇帝的家奴，憑什么能“亂”朝廷、“亂”天下?這固然由于皇帝的寵信，但在很大程度上還由于“縉紳”的助紂為虐。所謂“縉紳”，指的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僚。在當時，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僚遍布全國，其總數何止成千上萬。作者卻以十分感慨的語氣指出： “四海之大”，能夠在“大閹之亂”中不改其志即不趨炎附勢的，并沒有幾個人!只要翻一下《明史》，就知道這并非夸張。然而這樣說，是要得罪成千上萬的“縉紳”的。作者不怕樹敵，敢于揭露真相，表現了卓越的膽識。此其二。

在“縉紳而能不易其志……”這個句子中，“而”字用于主語和謂語之間，表示一種特殊的轉折關系。全句的意思是： 作為讀書明理的“縉紳”，本來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改變高潔的志操，但在“大閹之亂”中，普天下的無數“縉紳”能不改變高潔的志操的，卻竟然沒有幾個人，豈不令人憤慨!以“嗟乎”開頭，以“能有幾人歟”煞尾，表現了作者壓抑不住的憤慨之情。

“縉紳”如此，那么“匹夫”怎樣呢?于是用“而”字一轉，轉而歌頌“五人”，闡發“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題。“縉紳”都是“讀詩書”、“明大義”的，卻依附閹黨，危害國家，“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作者從地主階級立場出發，認為素聞詩書之訓的“縉紳”應該比“素不聞詩書之訓”的“匹夫”高明，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因而發出了“亦曷故哉”的疑問。這個疑問，他不可能作出正確的回答。但他敢于承認這個事實，仍然是值得稱道的。他不但承認這個事實，而且以“縉紳”助紂為虐、禍國殃民為反襯，揭示了以“五人”為首的市民暴動在打擊閹黨的囂張氣焰、使之終歸覆滅這一方面所起的偉大作用。張溥寫道： “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卑堰@一切都歸功于“吳之民”的“發憤一擊”和“五人之力”，他是看出了而且高度評價了人民群眾的力量的。

第六段也用對比手法，但以“由是觀之”領頭，表明它與第五段不是機械的并列關系，而是由此及彼、層層深入的關系?！笆恰笔且粋€指代詞，指代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從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看來，仗義而死與茍且偷生，其社會意義判若霄壤。作者以飽含諷刺的筆墨，揭露了“今之高爵顯位”為了茍全性命而表現出來的種種“辱人賤行”，提出了一個問題： 這種種“辱人賤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輕重固何如哉”?茍且偷生，輕若鴻毛;仗義而死，重于泰山。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對比之后，作者又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五人”之死所產生的另一種社會效果。從正面說，由于“五人”“發憤一擊”，“蹈死不顧”而挫敗了濁亂天下的邪惡勢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從反面說，假使“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應該指出： 這不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榮方面說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方面說的?！八姆街俊薄斑^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現了對“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們學習的崇高感情嗎?而號召人們向“五人”學習，繼續跟閹黨余孽作斗爭，正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所以接下去就明白地告訴讀者： “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br>
這篇文章題為《五人墓碑記》，歌頌“五人”當然是它的主要內容。但社會是復雜的，事物是互相聯系的，要孤立地歌頌“五人”，就很難著筆。張溥在這篇文章中，與“五人”相對比，不僅指斥了閹黨，還暴露批判了“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縉紳”、“高爵顯位”等等;與“五人”相映襯，不僅贊美了周順昌，還肯定了“郡之賢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這一系列的對比和映襯，才充實了歌頌“五人”的思想內容，加強了歌頌“五人”的藝術力量。

在文章的前一部分，提到“賢士大夫”的共有兩處： 一處是“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逆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另一處是“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尸合”。從行文的需要看，在這兩處列出“賢士大夫”的姓名，顯然不太適宜。但這些“賢士大夫”不僅在對待“五人”的態度上值得稱道，而且和寫這篇文章也直接相關。沒有這些“賢士大夫”買“五人之脰”，為之修墓，為之立碑，哪有可能寫這篇《五人墓碑記》呢?所以在文章的結尾，又用特筆補出了“賢士大夫”的姓名。而用特筆補出，既避免了前半篇行文的累贅和重點的分散，又加重了表揚的分量。

古人慎重其事地介紹某一重要人物，往往是連姓、名、字、官銜(或籍貫)一起說出的，其排列的順序通常是： 官銜(或籍貫)、字、姓、名(也有先姓、后名、后字的)。張溥在文章結尾列舉三位“賢士大夫”“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其排列順序就是這樣的，只不過稱“公”而不稱名，更表示了對他們的敬意。這三個人，都是當時江蘇著名的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皡枪泵?，字因之，萬歷時曾做太仆少卿(即“冏卿”)，后來回故鄉吳江閑居，是閹黨的反對派。楊素蘊《過虎丘奠五人墓作》一詩里有“粵(這里是句首語氣詞)有吳太史(默——原注)，題碑表芳蹤”的句子;張溥所說的“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的，看來就是吳默?！拔墓泵鹈希治钠?，長洲人，著名書畫家文徵明的曾孫，天啟壬戌第一人及第(即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因議論朝政“貶秩調外，斥為民”，著有《藥圃詩稿》?！耙泵Ｃ希置祥L，萬歷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明代稱翰林為“太史”，文震孟和姚希孟都是翰林，故總貫以“太史”的稱呼。這兩個人，都是反閹黨的。閹黨官僚崔呈秀編《天鑒錄》獻魏忠賢，指楊漣、左光斗等近三十人為“東林黨”，企圖一網打盡;文震孟和姚希孟，就都被列入這個《天鑒錄》。

這篇文章夾敘夾議，層層對比，步步深入，前后照應，反復唱嘆，熔敘事、議論、描寫、抒情于一爐。在結構上，先以洗練的筆墨敘述了“五人”死后賢士大夫為他們修墓、立碑的盛況，接著與此相對照，寫了“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沒不足道”，從而提出了一個問題： “獨五人之皦皦，何也?”這一問，是貫串全篇的主線。它承上而來，又領起以下各段。三、四兩段樹立“五人”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形象，固然是對這一問的回答;五、六兩段揭示“五人”之死所發生的社會影響，也是對這一問的回答。正因為以一線貫全篇，所以文筆既活潑、結構又謹嚴。而作者之所以要用這樣的一問作為貫串全篇的主線，又是從有利于表現他確定的主題出發的。回答了“五人”為什么那樣“皦皦”的問題，不就自然而然地闡明了“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題嗎?

在文學作品中把市民暴動作為打擊黑暗勢力的正面力量加以反映，把市民暴動的首領作為英雄人物加以贊揚，張溥的《五人墓碑記》具有首創意義。此后，特別在明末清初這一段時間里，同樣以蘇州市民反閹黨斗爭為題材，歌頌顏佩韋等五位英雄人物的文藝作品，如李玉的傳奇《清忠譜》，朱隗的七古《魏忠賢祠廢，其旁為五人墓歌》、楊素蘊的五古《過虎丘奠五人墓作》等等，相繼出現，在文學史上增添了新的光彩，很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