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明文·徐渭·自為墓志銘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①，謂道類禪，又去扣于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浼袒裼^②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

生九歲，已能為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馀年，及悔學，又志迂闊，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及，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于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于二十人中^③者十有三年，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笑之。而己不為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為少保胡公^④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己深以為安。其后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己深以為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眾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度于義無所關時，輒疏縱不為儒縛，一涉義所否，干恥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無以葬，獨馀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劍圖畫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劍畫先托市于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為友人某持去。

渭嘗曰： 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于《首楞嚴》、《莊周》、《列御寇》若《黃帝素問》諸編^⑤，倘假以歲月，更用繹䌷，當盡斥諸注者繆戾，摽其旨以示后人。而于《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為知，斯言蓋不妄者。

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⑥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諱鏓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于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于伯兄諱淮者六年。為嘉靖庚子^⑦，始籍于學。試于鄉，蹶。贅于潘，婦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于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為嘉靖乙丑^⑧某月日。男子二： 潘出，曰枚;繼出，曰杜，才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為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杼全嬰^⑨，疾完亮^⑩，可以無死，死傷諒^⑪。兢系固^⑫，允收邕^⑬，可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嗤渭^⑭，既髡而刺遲憐融^⑮。孔微服^⑯，箕佯狂^⑰。三復《蒸民》，愧彼“既明”^⑱。

〔注〕① 長沙公： 季本(1485—1563)，字明德，號彭山，山陰人，曾任長沙府，為王陽明門人。王氏宗： 指王陽明學說。王陽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哲學家、教育家。在明代中期以后，陽明學派影響很大。② 不浼袒裼： 《孟子·公孫丑上》： “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于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浼(měi 每)， 污染、玷污。袒裼(xī 錫)， 赤身露體。此句意謂雖別人在旁邊赤身露體，也不以為意，不怕會被玷污。③ 食于二十人中： 徐渭被錄取為山陰縣學生員，山陰縣學有廩膳生員二十人。④ 少保胡公： 即胡宗憲，明嘉靖年間浙江巡撫，因抗擊倭寇有功，被加右都御史銜，后得罪下獄死。⑤ 《首楞嚴》： 佛經名，全稱《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省稱《楞嚴經》。《莊周》： 即《莊子》。《列御寇》： 即《列子》。《黃帝素問》： 古醫書名。《隋書·經籍志》著錄。一名《黃帝內經素問》。書內記黃帝與岐伯相問答，故以《素問》為名。⑥ 正德辛巳：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⑦ 嘉靖庚子：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⑧ 嘉靖乙丑：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⑨ 杼全嬰： 杼，崔杼，戰國時齊臣。嬰，晏嬰。《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 崔杼弒其君，晏子啟門而入，枕尸股而哭，崔杼釋而不殺，后晏子與崔杼盟。這里是說崔杼成全了晏嬰的志節。⑩ 疾完亮： 亮，指晉庾亮。《晉書·庾亮傳》： “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⑪ 諒： 誠直，忠信。⑫ 兢系固： 兢，種兢。固，班固(公元32—92)，東漢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東北)人，字孟堅，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后漢書·班固傳》： “初，洛陽令種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獄中。”竇氏指竇憲。⑬ 允收邕： 允，王允;邕，蔡邕，均后漢人。《后漢書·蔡邕傳》： “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于色。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獄中。”⑭ 渭：未詳，疑即作者自稱。⑮ 既髡而刺遲憐融：融，馬融，東漢人。《后漢書·馬融傳》：“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⑯ 孔微服：孔，孔子。《孟子·萬章上》：“孔子不悅于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微服，為隱蔽身分而更換平民衣服，使人不識。⑰ 箕佯狂：箕，箕子，殷紂王的伯叔父，或云紂的庶兄。《史記·宋微子世家》：“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為也。’乃被發佯狂而為奴。”⑱ 《蒸民》：即《詩·大雅·烝民》。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行。詩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語，謂仲山甫既明白事理，又有智慧，以保全他的一身。徐渭再三誦此詩句，自愧不能做到。

盡管離真正的死亡還很遠(徐渭撰墓志銘后三十二年方去世)，但徐渭卻早已嗅到死亡的氣息，痛感著死亡的逼迫，而不得不像哈姆萊特一樣思考人生的最大問題了： “生存還是死亡?”當徐渭以赴死的決心為自己撰寫墓志銘，在死亡面前交待自己的一生時，思考的重心卻更是“生何憑”、死何據。他沒有寫“懺悔錄”，更沒有給自己“諛墓”，卻以一種近乎平靜的客觀態度從容地整理著自己的一生，超然地將自身作為審視的對象，為生存與死亡尋找著精神依據。

“未知生，焉知死”。徐渭是努力地要知“生”，并且企求著一種經過思考的本真的人生的。他從“文”最先獲得一種審美化的人生體驗，進而“有慕于道”，研究王氏心學，參禪悟道，努力探求生存的真諦。“又志迂闊，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及，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他焦慮的心靈，在廣闊的精神時空中遨游，探奇歷險，巨細不捐，力求窮盡人類精神的無限幽隱!“每一思廢寢食”，在“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茫茫思想之路上的跋涉，超越了悠悠天地，從世俗人生中解脫了出來。所以，他“輒疏縱不為儒縛”，讀書別有心得，在艱險的精神求索中有著“自信而深奇”的收獲。他是如此重視自己的精神生活，在與死亡對話時談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精神歷程。看來，徐渭確乎是對“知生”付出了極大努力，并且確乎自有所知的。

然而，知之未必能行之。在那樣的時代中，知固不易，行則更難。徐渭被時人目為“狂人”甚至神怪，以至成為許多民間故事的箭垛，原因就在他不僅是從書本上、精神上求得人生之真諦，而且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浼袒裼似玩”，以“傲”與“玩”來對待權貴、庸眾，然而，其卑微的地位，使之“懶且直”，必然要受到眾人的非議。“人多病之”，“人且爭笑之”，“人爭愚而危之”……總之，是不理解，是嘲笑，是毀謗等等形成的一種無形的力量，壓迫著他的精神，更壓迫著他的生存空間。盡管他曾“得盡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卻仍然逃不出時代的如漆大夜的網羅，而走上“自覓死”的絕路。“知生”的結果，是生活冷酷地宣告他已不適于生存，故而“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他要以自己的死，來宣布這社會本身已不適于生存!通過“生”，他知道了“死”——社會給他這個“操潔”的“狂人”的唯一出路。

“死”，畢竟是艱難的;徐渭這樣的杰出文人何嘗不想努力地求生!他“洋洋居窮巷，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卻把“食魚而居廬”的榮華富貴視為危途，正表明他想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愿望。對世事人生的洞察，當然使他知道生存的技巧，更清楚社會所需要的是何等樣人。盡管如此，他卻毫不為之所動，并且“一涉義所否，干恥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決不愿茍且偷生，雖然明知死后“親莫制，友莫解焉”，亦置之度外。

“生存還是死亡?”一方面是從容赴死的決心，一方面是對人生的無限眷戀，兩股情感的熱流，從相反方向碰撞到了一起，強烈地激蕩著作者的心，發而為文章，就形成了一種“反諷”的風格。他將自己的那股狂傲野放之氣，將自己的悲憤郁怒，將自己的一往深情，統統以一抹淡淡的冷冷的微笑表現出來。他還想寫自己獨到的“自信而深奇”的見解;他還懷念著“等布衣”相待的胡宗憲;而那些“病之”、“笑之”、“危之”的力量的時時逼迫，都在死亡面前失卻了重量，變得無足輕重。這是一種感覺到了此身已非我有時發出的嘲笑。然而，此時“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巨烈創痛仍然在文章中流露出來，使我們從作者冰冷的微笑后窺見了他那痙攣的靈魂。

對著自擇的死亡，徐渭交待著自己一生最值得交待的事。雖然他的身世如此凄苦，他也只是“純客觀”地敘述了一下。他的思緒始終縈繞在“生”與“死”的問題上。在銘文中，他寫出了自己思考生死的依據，那就是“死傷諒(否)”?“生何憑”?無論是對“生”，還是對“死”，他都恪守著自己的原則，而無意于“明哲”保身，事實上，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