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亞新

江南已無干凈土， 師相方開都督府。

閫外只知蟋蟀經， 禁中早轉蝦蟆鼓。

一朝制置敕書頒， 搘拄淮南敢憚艱。

戎馬新聞辟君實， 訛言偏誤走文山。

鑄成此錯皆天耳， 忠義要為當代倚。

得賢曾號小朝廷， 敢死終成好男子。

老鸛嘴前烽滿天， 又見都統冒戈鋋。

摩云陣自盤三疊， 裹血身猶奮一肩。

眼前日見邊疆壞， 豈特盧龍有人賣?

只緣社稷勉圖存， 如此國家堪幾敗?

北兵聞說指臨安， 風鶴傳來心膽寒。

寡婦孤兒愁孰訴， 殘山剩水夢都難。

臣身豈冀須臾活， 臣力惟思兩宮奪。

瓜州月黑戰方鏖， 蒲市風寒營早拔。

詔書屢勸寧不聞， 死耳豈作降將軍!

國殤一首流騷怨， 沙磧雙旗閃怒云。

茫茫天水空遺業， 黯黯冬青埋一鍤。

氣運難回白雁謠， 君臣同入紅羊劫。

下馬今來酹此尊， 可曾閣部與招魂。

前身本是同時客， 袍笏虛堂夜共論。

吳錫麒

“雙忠”，指南宋未年愛國將領李庭芝和姜才。庭芝，字祥甫，隨州(今湖北隨縣)人。淳祐中，登進士第。寶祐末，賈似道用為制置參議，不久知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開慶元年(1259)，駐揚州，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咸淳五年(1269)，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由于范文虎牽制，襄陽失守，被貶官。不久，元軍圍揚州，又起為兩淮制置司。德祐元年(1275)春，賈似道統率的宋軍大潰于蕪湖，沿江諸城或降或逃，庭芝獨守揚州，屢殺招降者。十月，元軍破臨安，留元帥阿術圍揚州。次年，已降元的謝太后兩次令降，均堅決拒絕。其后，又屢殺招降者。后揚州食盡，方突圍，擬由海路，至福州與益王會合，行至泰州，被阿術俘獲，執至揚州被殺。姜才，濠州人，短小精悍，驍勇善戰。與庭芝共守揚州，期與俱死。突圍至泰州被俘，執回揚州被剮殺。二人死后，后人在今揚州東面江都梅花嶺立祠祭祀，這首詩即為臨祠憑吊之作。

詩篇開頭，交待南宋末年風雨飄搖的嚴峻形勢，譴責權臣的荒淫誤國。“江南已無干凈上”，語出《宋史·汪立信傳》。咸淳十年(1274)，汪立信以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募兵援沿江諸城，在蕪湖遇賈似道，賈問汪將何往，汪回答：“今江南無一寸干凈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江南半壁江山，竟被元軍踐踏得七零八落，形勢危殆，“師相方開都督府”。“師相”，指權臣賈似道，理宗時拜右丞相，度宗立，拜太師。“都督府”，都督諸州軍事的機關。賈似道在相位期間，賄賂公行，群小競進，斗蟋蟀，玩寶物，終日淫樂，弄得朝政日非，國勢日衰。“閫外”二句即諷此。“閫”，指國門，《史記·馮唐傳》有“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之語，這里“閫外”即指賈似道。“蝦蟆鼓”，即蝦蟆更，以蝦蟆叫聲似更鼓，故稱。宋時宮中，五更之外尚有一更，稱為六更，又稱蝦蟆更。周遵道《豹隱紀談》謂：“蓋內樓五更絕，柝鼓變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此以“早轉”二字，暗喻宋之將絕。賈似道肆行威福期間，襄陽形勢危急，他竟置若罔聞，但為蒙蔽視聽，卻又一再要求“行邊”，暗中再指使腹心上章留己，最后導致襄陽失陷。咸淳十年秋，元軍水陸并進，直指臨安，形勢更加危急，在朝野輿論的壓迫下，賈似道才不得不“始開都督府臨安”，率兵迎戰，結果大敗于蕪湖，直接導致了南宋敗亡的可悲結局。

“一朝制置敕書頒，搘拄淮南敢憚艱。”庭芝就是在國勢如此艱危的情況下出鎮兩淮的。“制置”，制置司，宋官名，掌謀畫調度軍隊之事。“搘(zhī)拄(zhǔ)，支撐。庭芝初為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荊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宋史》本傳)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后，又注意恢復鹽業，招撫流亡，加固城防，不憚艱苦，用心良苦。同時，大力羅致人才，陸秀夫(字君實)等就是這時來到庭芝幕中的，“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宋史·陸秀夫傳》)當時，還有可能與另一愛國將領文天祥聯合。文天祥(號文山)在南宋降后，以右丞相兼樞密使往元營談判，因抗爭，元丞相伯顏拘之。押至鎮江，脫逃至真州(今江蘇儀征)，宋將苗再成出迎，共商復興大計，遣使四處約結。但天祥未至時，揚州有逃歸士兵言：“(元人)密遣一丞相人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以為真，不僅不接納天祥，相反“使再成亟殺之”，天祥不得不入海至溫州與益王會合。如不發生這一誤會，局面或會另有改觀。“戎馬新聞辟君實，訛言偏誤走文山”二句，一言所得，一言所失，寄寓了很深切的感慨。但在當時復雜的情勢下，這又能怪得誰呢?“鑄成此錯皆天耳”，詩人只好仰天作此惋嘆了。但“忠義要為當代倚，得賢曾號小朝廷，敢死終成好男子”庭芝“忠義”、“得賢”、“敢死”，終究是當時國家足可依靠的棟梁之材。以后形勢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緊接四句，即寫庭芝、姜才等英勇抗敵的壯舉。“老鸛嘴”，在今江蘇儀征東南，阿術圍真州時，苗再成、趙孟錦曾率兵與敵大戰于此。“都統”，指姜才，時任通州副都統。“戈鋋”，皆兵器名，鋋是一種鐵把短矛。阿術攻下真州后，乘勝攻揚州，姜才在三里溝布下三疊陣迎戰，得勝。接著又與阿術戰于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射穿肩膀，血流不止，姜才拔出流矢，揮刀向前，所向披靡。這一仗雖最終未能獲勝，但姜才“裹血身猶奮一肩”的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的精神，卻足可驚天地而泣鬼神。

再下四句，對當時局勢發表議論。“盧龍”句，用漢末田疇故事。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鳥桓，因夏季多雨，沿海道路不通，田疇建議出盧龍塞(今河北遷安西北，喜峰口至冷口一帶)，并率人充當向導，給烏桓以出其不意的致命打擊，對平定烏桓作出了重大貢獻。事后，曹操上表封田疇為亭侯，田疇堅辭，說：“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如此國家堪幾敗”，本南宋末大臣王爚語。據原注：“王爚因張世杰敗于焦山，復言曰：‘今世杰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耶?’”一面有人英勇抗戰，一面卻又有賈似道之類的人消極抗戰，致使國土片片淪喪，豈只是“盧龍”有人出賣?國家已經如此千瘡百孔，還能經得起幾回失敗呢?沉痛中飽含著憤懣，與篇首對“師相”的譴責后先呼應。

元軍包圍揚州的次年，即德祐二年(1276)正月，垂簾聽政的謝太后給進逼臨安的元丞相伯顏送上傳國璽降表。“北兵聞說”以下至“死耳豈作降將軍”十句，寫庭芝、姜才等以后仍繼續頑強奮戰的情景。“北兵聞說”，即聞說北兵。“風鶴”，風聲鶴唳之省語。東晉時，秦主符堅率眾號稱百萬，列陣淝水，謝玄等率精兵八千渡水擊之，秦兵大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晉書·謝玄傳》)。“寡婦孤兒”，指皇太后全氏及其子恭宗。四句以憐憫譏諷的口吻，描述了元軍將至臨安時南宋君臣的驚恐之狀，以后全當了亡國奴。而形成對比的是，庭芝、姜才等卻有“臣身豈冀須臾活”的氣概，不僅固守揚州，還采取了主動出擊的行動。元軍俘恭宗及謝、全太后至瓜州(在今江蘇揚州邗江長江之濱)時，“(姜)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搗瓜州，戰三時，眾擁瀛國公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宋史·姜才傳》)“蒲市”，疑即浦子市。“營早拔”，謂兩宮已先被元軍劫走。尤為感人的是，“詔書屢勸寧不聞，死耳豈作降將軍”。南宋亡后，謝太后詔令庭芝降，庭芝登城回答：“奉詔守城，未聞有詔喻降也!”兩宮北去至瓜州，復詔庭芝：“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箭射使者。后阿術復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復斬使焚詔。阿術使人招姜才，姜才也只有一句話：“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不因君降而降，也不因君令降而降，已屬難能可貴；而君降后猶戰，是為國家而戰，為民族而戰，比起那些單單為君死節的人來，又不知高出多少倍，其崇高的民族氣節，在古代是罕見的。

“國殤”以下六句，哀悼“雙忠”的壯死和南宋的滅亡。《國殤》，屈原《九歌》篇名，是為國捐軀的英雄的祭歌。“沙磧”，沙石積成的沙灘地，借指長江邊上的戰場。“鍤”，即鍬。元世祖時，宋西興(在今浙江蕭山西)諸陵被掘，骸骨毀棄，宋遺民唐玨林、景熙潛拾遺骸，盛以二函。葬于越山，植冬青樹以為標志。“白雁謠”，南宋末有童謠云：“白雁望南飛，馬札望北跳。”詠伯顏率師南下事，“白雁”，即諧伯顏。“紅羊劫”，指國難。古人迷信，以丙午、丁未是國家發生災禍的年份，而丙、丁均屬火，色赤，未屬羊，故稱。六句色調暗淡，而一片深衷哀情流溢于字里行間。“氣運難回”，包蘊庭芝、姜才獨力難挽大廈將傾之意，倍極沉痛，讀之令人酸鼻扼腕。

最后表明臨祠憑吊之意，并以想象作結。“閣部”，指史可法。史可法在南明時曾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稱“史閣部”。順治二年(1645)，清豫親王多鐸兵圍揚州，他拒降固守，城破被俘，壯烈就義，死后也葬在梅花嶺。據傳史母夢文天祥而生可法，因此有可法為天祥后身之說。這里根據這一傳聞，說可法的前身同天祥、庭芝、姜才等“本是同時客”，然后想象他們夜深人靜之時，會著袍抱笏在這祠宇虛堂之中相與共論，令人想見其慷慨激昂之狀，情意雋永，留下不盡的余味。

詩篇在南宋末年風云變幻的大背景中展示“雙忠”的愛國壯舉和民族氣節，風狂雨驟，血淚交進，筆力縱恣，境界開闊。在鋪陳史實的基礎上，評點時事，褒貶人物，感情強烈，愛憎分明。直陳史事，直抒胸臆，以氣運文，以情緯文，并不以雕琢為事，但偶也于緊鑼密鼓處略事碎飾，增輝生色，顯露匠心。王文濡評此詩云：“有議論，有筆力，整練處復饒有詞采包澤，極經營慘澹之致。”(《歷代詩評注讀本》下冊)的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