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唐順之·信陵君救趙論

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1】，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亟矣^【2】，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后。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 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后。天下之勢，未有岌岌于此者也^【3】。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4】，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

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庇嗨D者^【5】，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于王，而諄諄焉請救于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6】，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也， 非為六國也， 為趙焉耳; 非為趙也， 為一平原君耳。 使禍不在趙， 而在他國， 則雖撤魏之障， 撤六國之障， 信陵亦必不救; 使趙無平原， 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 雖趙亡， 信陵亦必不救。 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 不能當一平原公子; 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 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 幸而戰勝， 可也; 不幸戰不勝， 為虜于秦， 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 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

夫竊符之計， 蓋出于侯生 ^【7】 ， 而如姬成之也 ^【8】。 侯生教公子以竊符， 如姬為公子竊符于王之臥內。 是二人亦知有信陵， 不知有王也。 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 曷若以唇齒之勢 ^【9】， 激諫于王; 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 而死于魏王之前， 王必悟矣。 侯生為信陵計， 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 不聽， 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 而死于魏王之前， 王亦必悟矣。 如姬有意于報信陵， 曷若乘王之隙， 而日夜勸之救; 不聽， 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 而死于魏王之前， 王亦必悟矣。 如此， 則信陵君不負魏， 亦不負趙; 二人不負王， 亦不負信陵君。 何為計不出此? 信陵知有婚姻之趙， 不知有王; 內則幸姬， 外則鄰國， 賤則夷門野人， 又皆知有公子， 不知有王; 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

嗚呼! 自世之衰， 人皆習于背公死黨之行， 而忘守節奉公之道。 有重相而無威君， 有私仇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10】， 不知有秦王; 虞卿知有布衣之交， 不知有趙王。 蓋君若贅旒久矣。 由此言之， 信陵之罪， 固不專系乎符之竊不竊也。 其為魏也， 為六國也， 縱竊符猶可; 其為趙也， 為一親戚也， 縱求符于王， 而公然得之， 亦罪也。

雖然，魏王亦不得為無罪也。兵符藏于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于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于趙，趙安得私請救于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于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眾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為贅旒也!^【11】

故信陵君可以為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為人君失權之戒?！洞呵铩窌?。葬原仲”^【12】、“翚帥師”^【13】。嗟夫!圣人之為慮深矣!



【注釋】

【1】信陵君：姓魏名無忌，戰國時魏人，任魏相，魏安禧王異母弟。

【2】亟：急迫。

【3】岌岌(ji)：危險的樣子。

【4】紓(shu)：解除。

【5】誅：指責。

【6】平原君：姓趙名勝，趙惠文王之弟，任趙相。他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

【7】侯生：姓侯名嬴，魏大梁夷門把關者，后為信陵君的食客。

【8】如姬：魏王寵妾。信陵君曾派人為她報殺父之仇。如姬對信陵君感恩不盡。

【9】曷若：如何。

【10】穰侯：姓魏名冉，秦昭襄王的舅父，曾任秦將軍、相國等職，權勢極大。

【11】旒(liu)：同“瘤”。

【12】原仲：陳國大夫。原仲死后，他的舊友季友私自來到陳國將他埋葬?？鬃诱J為這種行動是結黨營私。

【13】翚(hui)：即羽父，魯國大夫。公元前719年，宋、陳等國伐鄭，宋要魯出兵，魯隱公不答應，翚執意請求，最后帶兵而去?？鬃诱J為他目無君主。



【賞析】

信陵君“竊符救趙”是人們熟悉的歷史故事， 司馬遷在《史記·魏公子列傳》中詳細描述了信陵君竊符救趙的始末， 褒揚了信陵公子禮賢下士的謙遜作風和急人之難、 見義勇為的精神。

但在這篇史論中， 唐順之變換角度， 對信陵君的救趙舉動提出全然不同的看法。 其觀點獨到， 使人耳目一新。

文章七個段落， 可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即第一段。 作者從“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 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起筆， 一句立案， 肯定了信陵君救趙的歷史作用， 肯定人物行動的客觀效果。 在“強秦之暴亟矣”的具體情況下， 趙都——邯鄲大兵壓境， 危在旦夕， 作者寫道：“救趙者亦以救魏， 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贝思此^欲抑之先揚之。 由揚而抑， 掀起波瀾。

第二部分， 即第二至第六段。 首先由“信陵果無罪乎”過渡， 引發議論， 集中筆墨， 誅“信陵君之心也”。 作者認為信陵之罪， 乃在于心， 在于心中不知有王而只知有姻戚。 接著， 作者由信陵之罪而論及侯生、 如姬，認為此二人或為信陵獻計， 或為信陵竊符， 也都是只知有信陵而不知有魏王， 均是有罪之人。 之后， 作者進一步假設， 如果信陵及侯生、 如姬都為了魏國， 為了趙國， 何不可以唇齒進諫或以死求王， 如此，“王必悟矣”。而信陵等不負魏， 也不負趙， 兩全齊美。 而不至于將魏王置于孤立地位。

這樣， 在對信陵及侯生、 如姬等的行為作了充分論述之后， 在第五段中歸納出中心論點， 批評了“人皆習于背公死黨之行， 而忘守節奉公之道， 有重相而無威君， 有私仇而無義憤”的社會現象， 從而使文章由事而理， 由古而今， 由個別而一般， 層層遞進， 環環緊扣， 不斷升華。

第三部分， 即第七段。 得出結論， 信陵君這個歷史人物可以“為人臣植黨之戒，”而魏王則“可以為人君失權之戒。”援引 《春秋》中“葬原仲”、“翚帥師”強化論點， 深化主題， 結束全文， 并用感嘆引人反思。

由此看來， 本文的中心是肯定信陵君救趙存魏的客觀作用， 但批判他目無君主， 私心太重。 指責他擅自動用魏國兵甲， 險些釀成“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的歷史悲劇， 從而抨擊了人臣結黨營私， 使君主大權旁落的現象。

作者唐順之生活在明正德、 嘉靖年間， 是明中葉后期著名的文學家之一， 他和王慎中、 歸有光等推尊韓柳歐陽曾王三蘇古文的既成傳統， 積極提倡唐宋古文， 被稱為唐宋派。 他們反對文章擬古抄襲， 落人俗套， 主張文章要有獨特的見解， 直抒胸臆， 自然明快。 唐順之明確提出：“詩文一事， 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 使后人讀之， 如真見其面目， 瑜瑕俱不容掩， 所謂本色”。

這篇論文，可以看作唐順之的代表作品之一。其特點首先是：更新傳統觀念，變換論述角度，提出獨到見解。在傳統觀念中，信陵君是“義”的化身。司馬遷描寫他“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薄笆恳源朔綌登Ю餇幫鶜w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不敢加兵謀魏十余年?！备`符救趙之后，公子名聲益振。趙王稱贊他“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平原君亦不敢自比于他。這是從信陵君本身，從趙國立場出發觀察問題，評論是非。但是，唐順之變換角度，站在魏王的立場上，從封建社會君臣倫理關系上分析問題，結論就完全相反了。

作者認為：“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卑凑者@種觀點，趙國求救，魏國是否出兵的問題，只能由魏王全權度定。公子不能違背君意，貿然行動。但是，在平原君一再請求甚至責備之下，信陵君終于竊取兵符，矯殺晉鄙，統帥軍隊，開赴邯鄲，解救了趙國的燃眉之急。這表現了信陵君目中無君王，心中無人主，純屬犯上作亂。他的救趙，不是救趙，而僅僅是救一平原君罷了。他之所以救平原君，也只因為平原君是他的姻戚。所以作者在第三段中明確指出：“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君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君，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作者還由此論及“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都“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币灾劣谑沟谩拔簝H有一孤王耳”。

由此看來，作者對信陵君先褒而后貶，小揚而大抑，完全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敢于發一家之言，表現了極大的膽識。

對比鮮明，論述酣暢，文思滔滔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作為唐宋八大家的追慕者，唐順之為文論證明快酣暢，入情入理，文思氣勢滔滔，如長江大河。多處采用對比手法，使觀點鮮明深刻。行文中，柳、蘇影響十分明顯。這篇史論，實際上是翻案文章，其整個布局，分明采用對比方法。談人物功績，淡而又淡，幾行文字，一帶而過。而大量篇幅從全新角度，層層論述人物的過錯，這種布局，就已經表明了作者的態度。文章第五段，在提出中心論點之后，作者明確指出：“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系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為魏也，為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為趙也，為一姻戚也，縱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這里的論證，把為魏、為六國與為趙，為姻戚，看成水火，絕不相容。這樣通過對比論證，嚴謹而明確，酣暢而有力，造成咄咄逼人的氣勢。

這篇文章，立論的根本，是站在君主立場上，希望加強封建君主的統治。所以，對于魏王，作者也給予批判，指出魏王在失符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魏王輕信下臣，嬌縱寵姬，對臣子與鄰國的牽牽扯扯缺乏警惕，以至眾叛親離，成了孤家寡人，即所謂“贅旒”。否則：“信陵君安得樹私交于趙;趙安得私請就于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于如姬?”這段排比句群， 連續使用“安得”反問， 構成強大氣勢， 有力地說明魏王已屬“朽木”， 至使“蛀蟲生”， 其大權旁落， 實乃咎由自取。 當然，這種對君王的批判， 與對人臣的撻伐分寸大相徑庭。 對人臣， 口誅筆伐，寸步不讓; 而對君王， 則同情姑息， 無限痛惜于他的失誤。

論出有因， 有感而發是本文的第三個特色。 唐順之生活的時代， 明朝政治江河日下， 閹黨逐漸得勢， 改良政策已無機會實施。 武宗皇帝不問朝政， 荒淫無道， 己無異于宦官閹黨的傀儡。 世宗嘉靖年間， 政治危機繼續發展， 內閣紛爭劇烈， 嘉靖末年， 更是軍政敗壞， 財政破產， 形勢十分嚴峻。 面對這種社會現實， 唐順之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 企圖補天。 他借古喻今， 指責信陵君的罪過， 批評魏王的失職， 是希望統治者以歷史為鑒，強化統治手段， 加強中央集權， 以免重蹈覆轍。

在文章第四段中， 作者為表明自己的觀點， 還設身處地為信陵君、 侯生等人設計了萬全之策， 甚至指出， 如果他們力諫而王拒而不納， 應當“死于魏王之前”則“王必悟矣”。 反而言之， 王之不悟， 乃諫者之罪， 于王何干? 這種觀點迂腐可笑， 反映了作者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