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文《原毀》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無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己者重以周乎? 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于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于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于己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 夫是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于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于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于言，懦者必說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 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

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唐朝著名的文學家韓愈出生于官僚世家，青少年時代就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書本知識，但到京城應試卻是接連幾次敗陣。這并非由于他才華不足，而是由于朝政腐敗，循私舞弊嚴重。韓愈為此憤激不平，指責“有司者好惡出于其心”。但在人心相忌、世風日下的當時，這種指責無濟于事，反而使作者自己坎坷益甚。出于對自己遭遇的感慨及對國事朝政的關懷，韓愈寫下了這篇膾炙人口的散文《原毀》。

“古人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這是全稱肯定判斷，“古之君子”形式上沒有表示全稱的詞，實指所有的“古之君子”。“其”，這里作“他”講，用以復指“古之君子”，是為了強調。這個判斷句的謂項有兩個： 一、“重以周”;二、“輕以約”。一又為兩項，重，周;二又為兩項，輕，約。理清了以上眉目，對于把握本段乃至本篇的結構就可脈絡分明、判然不相混淆。作者為什么要提“古之君子”?他是想借用古代來抨擊當今;為什么不用“今之君子”里的某些賢德之士來抨擊當今? 因為韓愈有一個非常強烈的觀念，就是認為古人的德行比今天好，今人不及古人。韓愈的這種做法也有方便的地方，這就是褒揚古人中某些已經有定評的人和事不至于發生異議，如果輕易褒揚今人，就會招來麻煩。“重以周，故不怠”，從一個方面推出對自己帶來的益處;“輕以約，故人樂為善”，從又一個方面推出對別人帶來的益處。這里介紹了古代社會律己待人易于成才的道德規范，接著就把“舜”和“周公”作為最高典范來論證“古之君子”。為什么“舜”和“周公”是最高典范?韓愈有一個道統，他在《原道》里寫得很清楚：“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舜是有名的道德高尚的人，周公是有名的有才干的人。韓愈在散文創作上復古，也導源于政治見解上崇尚他儒家道統里的一些人物。“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舜”是仁義之人，韓愈在《原道》里解釋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一聽說是仁義之人，就研究他成為仁義之人的原因，就作一番人我對照，結果是條件相同“彼，人也，予，人也”，但成就判然相反：“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面對這種情境，“古之君子”不是畏葸不前，而是朝思暮想，見賢思齊，去掉那些不如舜的地方，發揚那些跟舜相同的地方。這里的“責于己”跟上文“責己”接榫，跟一些對立或反義的詞如“彼”、“予”、“早”、“夜”、“去”、“就”，構成鮮明的對照;一些詞的反復如“人也”、“人也”，“能是”“能是”“如舜者”、“如舜者”，又構成有力的強調。句式相同排比成勢，一如華屋大廈磚砌瓴鋪，貼切自然。如果說這里句型結構是小章法，那么，以下說周公的部分，句型結構跟前面相同，又組成排比復迭的大章法，薈聚成磅礴動人的大氣勢，真是縝密雄渾，佳作天成。韓愈對周公有過一段贊詞：“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發。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后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古之君子”把“大圣人”“舜”和“周公”作為學習的榜樣，即仰其德又奉其才，《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即是對“古之君子”悉心成才的形象寫照。如果說“望塵莫及”是對一些懦怯少志的人們的描繪，那么，“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就具體地寫出了“古之君子”取法乎上、奮力前進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這正是“責己重以周”的確切內容。接著寫“其待人也輕以約”，章法上扣得很緊。“輕”，寬容;“約”，簡約。以下引述“古之君子”的典型語言“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這是講德，主要以舜為典范;“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這是講才，主要以周公為典型。“取其一不責其二”，是“輕以約”的具體行動，“即其新不計其舊”，不但是“輕以約”的具體行動，更加意味著能夠用發展的觀點看待人;不但如此，更能做到“恐恐然唯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又熱切無比地從利益上關懷別人。可見“古之君子”愛人之深，憂人之切，他們以忠厚之至的態度對待天下人。“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要求不高，標準算低，在夠不上“良人”、“藝人”的標準時，“古之君子”對待別人是寬厚而又簡約。

有人認為作者講“古人君子”的這一節只是一種陪襯，主要在于講“今之君子”。此說并非篤論。因為“古之君子”的道德行為一直是韓愈理想中人物的最高境界，他滿懷希望于唐朝的當政者能夠效法古人，有所振興。首先作一個明確的判斷，異峰突起。既是“不然”，怎么也可以稱“君子”?這里的“君子”暗含諷刺，其實就是“小人”，但用“小人”又嫌率直而容易引起紛擾。“君子”的詞義值得仔細體味。“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廉”兩個詞用得很妙，很費斟酌：“詳”，通常是個中性詞，詳細、仔細，周全的意思，這里卻是“求全責備”，隱含貶義。“廉”，當然不是褒義的“廉潔”，也不是中性的“少”，而是隱含貶義的“自我放縱”或者是“任性自私”。“詳”、“廉”表面上是中性，其實是貶義，用中性詞而不用貶義詞表達貶義，這是由韓愈當時的社會地位和實際處境所決定的，也體現了韓文用詞精當不凡。“詳”的后果是別人“難于為善”，亦即難于成才，這里伏著一個“忌”字;“廉”的后果是自己很少進取，這里伏著一個“怠”字。如果說“廉”作“少”講，那么，“今子君子”就連“少”的要求也遠遠沒有達到，從下面的證明中可以看出來。一種情況是，自己還沒有做過好事，卻說“我在這方面做了好事，這也就滿足啦”;另一種情況是，自己還沒有什么長處，卻說“我在這方面有專長，這也就滿足啦”。典型、生動而精煉的語言刻畫了“今之君子”對待自己的一副丑態。唐朝拔擢官員的一條重要途徑是“須公卿子弟為之”，這些公卿子弟依仗門閥，養尊處優，不學無術，不修無善，卻在逐步晉升，自鳴得意，如鄭覃、李德裕之類竟爬上宰相的高位，這其實是南北朝時代閥門制度的遺風。那么，以上表現用一個“廉”字夠么?遠遠不夠，應當是“其待己也妄”，“廉”字重話輕說而已。但是，率直的韓愈畢竟抑制不住憤激的情緒，情不自禁地指責“今之君子”是“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這不分明是“妄”么!“妄”者無也，實在就是“毀”! “未少有得而止矣”，這不分明是“毀”的具體行動么? “今之君子”實在是可惡、可恥、可悲的愚不可及的害人又害己的丑類! 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否定別人，污蔑別人，拒絕肯定別人的長處，有時乃至頑固地利令智昏地否定別人的長處，一旦到了“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彼雖善是’……”的時候，別人由于夙夜匪懈，在某一方面的長處已經昭如日月，充分取得了社會的承認，作出了某些有益的貢獻，有力地促使那些“君子”充分意識到如果加以否定，就不是有害于人而是有害于己，才勉強心不在焉地說出“彼雖能是”或者“彼雖善是”來。但那些“君子”善于在“雖”的后面很快一轉，把那感興趣的、自以為最急于強調的、貶抑、否定別人的話端出來：“其人不足稱也”，“其用不足稱也”。如此看來，“彼雖能是”、“彼雖善是”，對于那些“君子”，是似有若無、似實若虛，甚至是違心之論，但“其人不足稱也”，“其用不足稱也”，倒是十分希望人們聽之，信之，又從而宣傳之、貫徹之的真意所在! 那些“君子”對自己是個“毀”，對別人更是個“毀”。“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像是思想方法不對，處理問題幼稚，對待別人苛刻，其實“舉其一”、“究其舊”還是個“毀”，“不計其十”、“不圖其新”還離不開個“毀”! “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作者從根本上揭露那些“君子”制造輿論的鬼蜮用心，仍舊離不開一個“毀”! 這樣，“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就遠遠不夠用了，真正的意思是“是不亦責于人者亦毀乎”! 憤懣難平，欲罷不能。作者安排本段的結構跟上段不同，上段用反問句“不亦責于人者輕以約乎”作結，這段在“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后面還要責罵一番“不以眾人待其身”，甚至一般人對自己的起碼要求也沒有，這是明明白白、莫名其妙的“毀”! “而以圣人望于人”，乍一看來是動機善良只是主觀主義，細細體會，也是一個“毀”，變相的“毀”;尤其是結合上文所說“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一類句子來考察，那些“君子”的根本目的是無視人才，是不擇手段地刁難并且壓制人才，為害于社會，為害于國家，客觀上也為害于自己，“吾未見其尊己也”，只是修辭上的委婉說法而已，其實是“乃毀人亦自毀也”!

第三段就“毀”字上推究本原，點出題目“原毀”。作者認為產生“毀”有兩個根由： 一是“怠”，亦即懶惰;二是“忌”，亦即“嫉妒”。“怠”就自己不能上進，“忌”就擔心別人上進。筆者認為，“怠”與“忌”并非同類相親，不妨說“忌”是“毀”的根源，“怠”又是“忌”的根源。但作者下文所舉的例證都是著重講“忌”;一種情況是當稱贊某人好的時候，應和的有三種人，同黨的，沒有利害沖突的，害怕的;當批評某人不好的時候，不應和的也是同樣三種人。另一種情況是不應和稱贊某人，“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悅于色”，盡管形式不同，也還是一個“忌”;應和批評某人，“強者必悅于言”，“懦者必悅于色”，盡管形式不同，也還是一個“忌”。在這里，“忌”是“毀”的同義詞。韓愈以他生活經歷中的切膚之痛，深刻、細致、生動、形象而又概括地描繪了“今之君子”的市儈、庸俗、自以為得計遂愿的那副嘴臉，它使世風日壞，嚴重后果就只能是“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 作者洞明世故，練達人情，不得不感慨無限地說出“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 在那樣的士族官僚統治一切的社會里，韓愈熱望道德、學問、名譽出類拔萃，但幾經碰壁，自己已經失去信心。他在《進學解》中寫道：“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眾，……動而是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在《復志賦》中也有類似的感觸：“進既不獲其志愿兮，退將遁而窮居。”但是，韓愈撰寫本文的目的，不只在于發泄個人的懷才不遇，他更有針砭時弊、成長人才、使得朝廷振興的遠大目標。第四段“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就表白了這種強烈的愿望。韓愈認為“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不只是個人道德行為的修養，更是振興國家的妙藥良方，這就大大拓深了本文的思想意義。

本文說理縝密，筆力雄健，既有謹嚴的科學論證，又有形象的語言刻畫，比之韓愈精華與糟粕雜揉的其他議論散文，這篇算是思想性、藝術性結合得最好的。具體說來：

一，巧用排比。如“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這類句子到處都是，而且第二段跟第一段又構成更大的排比，完足更大的氣勢。就一、二、三段內部層次看，又各有幾個排比，不啻經緯交錯、鱗次巧排，佳作天成，無可改易。

二，結構嚴謹。先概括，再依次分析，證明，最后作出結論，真是步步遞進;更有甚者，如“毀”字，許多語、句有一條明線相呼照應，以至最后點明，而且有一條暗線，落下伏筆(如“怠”與“忌”是“毀”的同義異語，或因果互證)，揣摩全文，一如蘇絹之細密無間，錦繡曄然。

三，語言上不只辭必己出，質樸剛健，而且用了很多典型語言來刻畫典型人物，深刻、親切而又生動，藝術地把抽象思維跟形象思維結合起來，把論說文跟記敘文結合起來。宋朝謝枋得論《原毀》的寫作特色云：“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托他人之言辭摹寫世俗之情狀。”這是中肯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