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李贄文《又與焦弱侯》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之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肯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為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肯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為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為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于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為過矣。

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沖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顯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顯者俟我于城中，勢不能一宿。回日當復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 我揣其中實為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舍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尚未饜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豐來嗛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為再尋己也，復以舍不得李卓老，當再來訪李卓老，以嗛林汝寧： 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幾皆在其術中而不悟矣，可不謂巧乎! 今之道學，何以異此!

由此觀之，今之所謂圣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圣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 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為子孫蔭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寧，以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于卿大夫之門，然后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 今山人者，名之為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為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故可賤耳。雖然，我寧無有是乎? 然安知我無商賈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耶?有則幸為我加誅，我不護痛也。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事，決知免矣。

(據中華書局排印本《焚書》，下同)

李贄(1527—1602)，字卓吾，號宏甫(父)、溫陵居士、禿翁等，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是明代萬歷年間一位不畏強暴、不附權貴、敢于向封建正統思想及程朱理學進行猛烈攻擊的杰出思想家。其祖上數輩曾行商海外，精通外語，并信奉伊斯蘭教。故其幼年雖亦受傳統的封建文化教育，卻終未陷入當時士大夫封閉式的思想體系中，加之后來又深受王守仁學說中“反傳統”思想的影響，更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叛逆性格。他一生不熱衷仕途，也不愿羈身于官場，但為生計所迫，先后擔任過俸祿微薄的國子博士及禮部司務等職，到五十四歲時最后以云南姚安知府卸任，從此結束官場生活而流寓四方，專事講學著述。他的言行受到統治者的反對和仇視，因而在他七十六歲高齡時被捕下獄，迫害致死于獄中。

李贄一生著作甚豐。其詩文集命名曰《焚書》。其《自序》云：“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我矣，故欲焚之，言當焚而棄之，不可留也。”由此可見其言辭之尖銳及矛頭所向了。這里所選的《又與焦弱侯》一篇，便是選自《焚書》。弱侯姓焦名竑，弱侯是其字，又號澹園，也是明末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與李贄志同道合，交契甚深。在這封信中，李贄如面對老友，暢所欲言。他以辛辣的諷刺筆調批判了當時統治者竭力鼓吹的正統思想程朱理學，指出其欺世盜名的丑惡行徑，揭露了那種假道學的虛偽騙人嘴臉，表現出作者強烈的批判精神。這封信大約寫于李贄五十九歲至六十三歲那段期間。

此信開篇即稱道鄭子玄“質實有恥”，而其所謂“有恥”者，則在于他“不肯講學”，其言下之意大概說當今之講學者都是“無恥”的了。鄭子玄為何不肯講學? 原因是他不曾親見先秦顏(淵)、曾(參)、(子)思、孟(軻)諸賢，也不曾親見宋代周(敦頤)、程(顥、頤)、張(載)、朱(熹)等理學宗師。僅從他所聽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學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恥而絕不肯講了。接著，作者以“不講雖是過”這種退一步的筆法，將為何“學者恥而不講”的緣故和罪過完全歸結到“今之講學者”的身上，并說他們“使學者恥而不講”，斷言其罪“可誅”，明確地表示自己對“今之講學者”的憎恨態度。原來，今之講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虛偽的道學家;他們騙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繼續“講道德，說仁義”，并說要以道德仁義“厲俗而風世”，其實始終都是虛偽的。鄭子玄認為正是這些講周、程、張、朱者才真正是最“敗俗傷世者”，所以對他們“益不信，不信故不講”。李贄最后歸結道：“然則不講亦未為過矣。”從而又否定了前邊所說的“不講雖是過”之說。宋理學家大儒朱熹曾將人類歷史劃為“圣”、“凡”兩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屬于“圣境”，“圣境”之人均無利欲、富貴的要求，是一個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漢代經學大師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觀點，即認為講仁義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學家卻口講仁義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祿，在行為上違背了這個觀點。因此，李贄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將其一旦以不仁不義的手段獲取高官巨富之后，卻偏要假惺惺地大談其仁義道德以掩蓋其丑行的心態揭示于眾。這里須指出的是，李贄此番批判絕無站在儒學立場上以維護其純潔性之意，實乃借此攻擊假道學之虛偽，不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罷了。這里，作者不僅將假仁假義欺世盜名的道學家的本質徹底揭露出來，而且又點出了鄭子玄不肯講學的原因，從而涇渭分明地將學者分為“有恥”與“無恥”兩類。以鄭子玄與當今假道學家相比，后者之“無恥”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贄極盡其諷刺之筆，以黃生為例，尖銳地揭露假道學家的騙術。他形象鮮明地將這個趨炎附勢、厚顏無恥的家伙南來北往、“沖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死乞白賴地到處“抽豐”、索要財物的可賤可鄙形象活畫出來。說到底，這位黃生不過是為了“好一口食難割舍”便兩邊討好，兩邊炫耀，又兩邊行騙罷了。作者在這里借村言俚語寫出那個黃生永無厭足的丑態是“如餓狗思想隔日屎”，與上文“好一口食難割舍”遙相照應，極寫其人靈魂的卑鄙污穢。而且在表現形式上也故意運用與道學家慣常使用的雅言相違的粗俗之語，以示自己純屬“異端”，與他們絕無共同之處。李贄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極盡詛咒斥罵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無以復加，足以使此輩掩面落荒而逃! 此段黃生之例，雖似揭露黃生其人，而其目的則是借以批判“今之講周、程、張、朱者”，故結語曰“今之道學，何以異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懣之氣完全傾瀉在“今之道學”家身上了;并使這段與上段的若即若離而驟成有機整體，全在敷演與轉接之功。接著，李贄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學家行騙的另一種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頭換面地以欺世盜名，獲取暴利。自古以來就有一些文人以“隱士”或“山人”自命，名為清高避俗，實則坐待入仕之良機;更有一些儒者自謂深得知善知惡的“良知”，大講仁義道德而倍受統治者青睞。對這些人，李贄剖析了他們的居心和隱私，指斥他們“名山人而心商賈”之“可鄙”，乃至“掩抽豐而顯嵩、少”的行為的“尤可鄙”。這是一層。再說那些以“圣人”自稱的“今之講道德性命者”，或“自稱曰圣人”，或“謝卻圣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復，以欺世獲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為子孫蔭”，都是黃生一類四處行騙的人物。這是又一層。經過這樣深透的分析，可見鄭子玄的不肯講學，應為“質實有恥”而“可喜”了。既呼應了首段，又照應了二段，章法十分純熟。這里，李贄非常獨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闡發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豐而顯嵩、少”比喻如黃生般行騙;以“游嵩、少者”喻“顯者”;以“托名于林汝寧，以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雙雕的騙術等等，既避免了重蹈當時文人擬古、沿襲之復轍，又借代以親見親聽之事，使文章更具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

上段已說“名山人而心商賈，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卻開口便說“商賈亦何可鄙之有”豈不自相矛盾?其實，前所言的“可鄙”，實指心口不一、名實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賈。李贄認為，“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作，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沒有什么可鄙。況且商賈“辛苦萬狀”，“受辱忍詬”，還要承擔風險，既勞力又勞心，而所得卻很微薄。“山人”則不同，他們“不持一文”本錢，“非公卿之門不履”，憑三寸不爛之舌而專事投機取巧、趨炎附勢之事，他們早已“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李贄《童心說》)。這些人才是最可鄙賤的! 在此，作者的態度，再明確不過了。最后，李贄以自己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賈之心”卻披著仁義外衣而行欺世盜名之事，“則幸為我加誅，我不護痛也”，以示其與“失卻真心”的假道學家斗爭到底的決心。可見其襟懷之坦蕩。此段緊承上段對鄭子玄“不肯講學”之贊許，進一步闡發了作者對假道學的厭惡。

這篇散文在分析問題、論證事理時所體現的作者復雜謹嚴、邏輯周密的思維特點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豐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辯性，表現出作者良好的文學素養和敏銳的邏輯思維能力。本文系書信體，語言樸素，筆到意隨，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傾懷暢談，更無不盡之辭。李贄文章所具有的內容深厚和大膽的反潮流思想，在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體現，可視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當然，他的整個思想體系比這篇書信所能表達的要豐富得多，那就另當別論了。對于李贄的著作，封建統治者視為洪水猛獸，明清兩代均曾多次禁毀過，這也可以證明他的進步思想是為封建統治者所深惡痛絕的。他的書卻始終未能禁絕，而是一直流傳至今，正說明人民對他的欣賞或贊同。恰如明末慈溪馮元仲所贊：“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場。通身是膽通身識，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