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文《與曹操論盛孝章書》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春秋傳》曰： “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于幽縶，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 又能正之。正之之術， 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筑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據明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孔少府集》)

本文是作者向曹操推薦盛孝章的一篇著名書信。《文心雕龍·書記》篇，于魏代書記，舉孔融、阮瑀及應璩三家為代表，并謂“文舉(孔融)屬章，半簡必錄”，可見時人重視。孔融平生樂善愛才，曾為淪落不偶的才士禰衡、謝該分別上疏推舉(參見《后漢書》中《文苑傳》及《儒林傳》)。《與曹操論盛孝章書》作于漢獻帝建安九年(204)，時曹操任司空兼車騎將軍。此書標題，《文選》作《論盛孝章書一首》，劉盼遂《文選篇題考誤》謂“按 ‘論’ 上當有 ‘與曹公’ 三字，不然則此書無著，似人物論矣。李善、李周翰皆曰： 與魏太祖也。融死時魏未受命，依《會稽典錄》作 ‘與曹公’ 為是”。

盛孝章生平，據《三國志·吳書·孫韶傳》裴注引虞預《會稽典錄》： “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征為都尉。詔命末至，果為權(孫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孔融這封書信，對盛孝章的危困處境深切同情，懇請曹操加以援引，信的篇幅不長，對盛孝章其人的詳情未作多少介紹，只是從交友之道與進賢之路兩方面著筆，以說服對方解救盛氏的急難，開拓用人的道路。

書信第一段申說盛孝章極端艱危的現實境遇，喻示保護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先從時光流逝說到人生易老，從年歲不等人談到知交零落故人風流云散，迅即引出了“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這位幸存者正為命運折磨，家屬喪亡，孤獨無援，遭受著東吳統治者的迫害，承擔著環境的沉重壓力。(孫策平吳后，盛孝章即長期避難于余杭許昭處;此句“困于孫氏”，指受困于孫權。)若使無人幫他改變環境，讓他繼續窘迫，受摧殘，那么憂能傷人，他肯定是不會活得長久的了。這一段旨在喚起對方同情，為下文的求援作鋪墊。

第二段，直接向曹操提出營救盛孝章的要求。先以歷史上齊桓公因不能救邢之亡為恥的事例借古論今，激勵曹操。盛孝章是當今人中之杰，天下清議之士靠他揚名，卻處于行動失去自由、生命朝不保夕的可悲境地; 倘若此人不能救，那先祖孔圣就不該論什么“損益之友”，朱穆也就怪不得要宣布與世俗絕交了。(孔融為孔子二十世孫，故以“吾祖”相稱。《論語·季氏》載有孔子“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的說法;朱穆，東漢后期人，“常感時世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這幾句措辭激憤，一方面感慨當世不講道義，無益友可言，另一方面表示對曹操的殷切期望，祈他派出使者，帶上書信，趕往東吳營救。這段行文在于說服曹操責無旁貸，義不容辭，必得出面相援; 又指出營救對他并不為難，存心調處即可得到解決。

第三段，進一步把為盛孝章解困扶危的重要意義提到用賢之道的決策高度。救盛迫在眉睫，必須盡快進行，而且此事關系重大，不僅是保護盛孝章個人。這一段先指出對盛孝章的評論可能還有分歧。因為少年人喜歡議論前輩，或許會對孝章有所譏謗;但這些無根不實之辭了無根據。孝章名副其實，已為天下所共認。接下去引用千金市駿骨說明尊士重賢的出發點乃是廣開才路、擴大影響，正如重金收售駿馬骸骨并不可以驅馳道路，卻僅僅為了招來真的千里馬那樣。再說曹操一切行為的政治目的歸根到底是恢復漢朝皇室，安定宗廟社稷。但能否實現既定目的關鍵在于招致賢才的多少。要招賢，首先就得好士尊賢。文章又以事物比況、典故援引來加以證明。珠玉乃無足之物，之所以能夠聚集攏來，完全取決于主君的愛好;更何況賢才是具有主觀意向的活人呢!當年燕昭王筑臺尊士，以隆重禮遇接待了一位“小才”(指郭隗)，表示了自己招賢納士的真誠心意，于是四面八方接踵而至的就是一批大才(樂毅、劇辛、鄒衍等)。作者再從反面推斷，假使郭隗面臨倒懸、溺水之困，燕王不加援手，那就必然出現另一種局面： 人才紛紛高飛遠走，決不會涌向北方投奔燕國了。正反兩方面緊密結合，有力地論證了當權者的態度、方針和政策，直接決定著人才的流向。何去何從，希望對方善自抉擇。最后幾句(“凡所稱引”至篇末)，簡要歸結此書意圖，“欲公崇篤斯義”。

《論盛孝章書》的特點首先是寫得激昂懇切，跌宕放言，氣盛情至，讀來相當感人。從弘揚友道這方面說，作者確實慨然有丈夫之風。《文心雕龍·才略》篇謂“孔融氣盛于為筆”;《風骨》篇又引劉楨云： “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情殆不可勝。”也都是指體現在文章中的這種卓犖氣骨。文中述及盛孝章為人及處境，寥寥數語，然其人身份之不凡令人刮目相看，境遇之困厄更使人擔心不已。為了加倍激起曹操的責任心和正義感，作者又援古證今，以桓公不能救邢之恥、孔子損益三友之說及朱穆憤世絕交之論打動對方。特別是講到后面兩點，語氣更為郁勃難平。友道歷來為士流所重，而今連盛孝章這般的落難賢才也無人伸出援助之手，哪里還用得著再結交什么良朋，侈談什么益友?這樣的慷慨陳辭，為友請命，飽含著何等崇高的情誼。“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蘇軾《桃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詩)。盡管曹操征拜盛孝章為都尉的詔書沒有來得及挽救盛的性命，而“魯國男子”孔融的這封肝膽照人的求援信卻使當時和后代不知多少讀者血熱心動。

高層建瓴，議論風發，是本文的又一個特點。歷來評論者往往以為孔融不長于持論說理。曹丕《典論·論文》贊揚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的同時，又批評他“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于雜以嘲戲”;后人多從此說。實則“理不勝詞”遠不能概括孔融散文的作風，雜以嘲戲、莊諧間用的作品，在孔融散文中只是一小部分。本篇乍看似乎以氣運筆、理不勝詞，其實并非如此。書中所薦舉的對象，作者不去詳盡周到介紹，以促使執政者施力營救，卻只一味詠嘆友道、高論尊賢，似此率性肆意而談，是否下筆不能自休有“理不勝詞”之弊呢?細加尋繹便會發現，這種就實論虛的寫法正是針對曹操所處特殊地位而發。作者上書進言，固然要憑感情打動對方，責以交友之道; 尤其要突出的是憑義理說服對方，勉以納賢之旨。作者一再點明曹操舉足輕重的政治身份，先用春秋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主加以隱喻，再就今日匡復漢室、扶正宗社的大任寄予厚望，以燕昭王禮賢下士、招致奇才的范例進行鼓動，又以人才高翔遠引、莫肯北向的后果暗示警告。所有這些論述都從根本上指明，經國大業至關緊要的還不僅僅是盛孝章一個賢才的存亡得失，而是海內大群賢才的流向和歸屬。從決策的高度看，為了人才的大量羅致，必須積極設置條件、制造輿論，擴大影響，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先從盛孝章始”。這番飛辯騁辭持論有根，說理有力，對于懷有“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素志的曹操來說，實是一發破的、先得我心之論。應當說，《論盛孝章書》的意見之所以能為曹操采納，除了感情因素，論說的雄辯性、理智的判斷力起了更大的作用。

語言風格上，孔融文章受到漢末“詞章拘密”、講究駢偶的文風影響，《論盛孝章書》也比較注意字句的勻稱，辭藻的整飾。書中的一些對偶句，如“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即是隱括《孟子·公孫丑上》“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及《孟子·梁惠王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句意，作者加以反用，組成對稱駢句。但總的看，這封書信還是以自由的散體為主，偶句復筆每每錯落參差地組織在散句單行之中，造成整齊而有變化，從而沖淡了駢儷氣息，無損于疏宕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