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原文與賞析

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教誨，思之常覺愴然!

我現因生活困難，身體衰弱，不得不離開上海，擬往鄉間編譯一點賣現錢的書后，再來滬上。趁此機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諂，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眩惑群眾，若偶像然，于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于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后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后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后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于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斗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樣子上尚左得可愛;所以贊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于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為主體的，但其成為主體，并不由于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歷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確和斗爭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為主體，是當然的。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這是不對的。

再說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右傾墮落，如先生所疑慮者;況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為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么?我從報章雜志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無異于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為，則更卑劣。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只靠捧名流為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于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固不異于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與此輩為伍，而不屑與多數人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卻把我寫字糊涂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我為什么故意要把“邱韻鐸”三字，寫成像“鄭振鐸”的樣子呢?難道鄭振鐸是先生所喜歡的人么?)為此小故，遽拒一個人于千里之外，我實以為不對。

我今天就要離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以上所說，并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種事情。

拙譯《斯太林傳》快要出版，出版后當寄奉一冊，此書甚望先生細看一下，對原意和譯文，均望批評。敬頌

痊安。

懋庸上。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給我的一封信，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里發表了，因為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發表出來，并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準備我將它發表的作品。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巴金，黃源，胡風諸先生不要學徐懋庸的樣。因為這信中有攻擊他們的話，就也報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詭計。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里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里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么?這封信是有計劃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的新的挑戰，想這些人們去應戰，那時他們就加你們以“破壞聯合戰線”的罪名，“漢奸”的罪名。然而我們不，我們決不要把筆鋒去專對幾個個人，“先安內而后攘外”，不是我們的辦法。

但我在這里，有些話要說一說。首先是我對于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其實，我已經在好幾個地方說過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卻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誣陷我 “破壞統一戰線”，硬要教訓我說我“對于現在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么?)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

其次，我對于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也曾經提出過我對于組織這種統一的團體的意見過，那些意見，自然是被一些所謂“指導家”格殺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飛來似地加我以“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這首先就使我暫不加入“文藝家協會”了，因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干的什么勾當;我那時實在有點懷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 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暫避無益于人的危險，暫不聽他們指揮罷。自然，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的真相，我決不愿來斷定他們是什么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當，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對于“文藝家協會”的態度，我認為它是抗日的作家團體，其中雖有徐懋庸式的人，卻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為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將一切派別的文藝家都聯為一氣。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不看別的，單看那章程，對于加入者的資格就限制得太嚴; 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著“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 “人民式”的了。在理論上，如《文學界》創刊號上所發表的關于“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 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講的話，并以那些話為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別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與條件。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愿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號去統一作家，也先豫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為后日批評別人之用。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 “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 不能說： 作家在“國防文學” 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這種文學存在著，但它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么“第三種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系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 的意見。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它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將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確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至于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卻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關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于這口號的態度上。他們既說這是“標新立異”，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不是“漢奸”的口號，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 為什么這是“標新立異”?你們從那里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并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并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 “國防文學”的口號，也并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注過冊。但現在文壇上仿佛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里是并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號之關系。——我先得說，前者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討。但問題不在這口號由誰提出 ，只在它有沒有錯誤。如果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里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為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當的，正確的。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隨便說句“標新立異”就完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號，是胡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號，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標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 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錯誤，那么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并不相干的。這里的“大眾”，即照一向的“群眾”，“民眾”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眾”這意思呢。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為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于抗日運動有利益。我以為這兩個口號的并存，不必像辛人先生的“時期性”與“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贊成人們以各種的限制加到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上。如果一定要以為“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么就將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為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盡管喊口號，爭正統，固然也可作為“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為生，但盡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后，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著惡劣的傾向。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閑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譯過幾章《死魂靈》，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此外，也并未到過咸肉莊或賭場，并未出席過什么會議。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著，以及助長什么惡劣傾向。難道因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系。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于文學工作上的關系，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并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里，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圣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后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發表了O. V. 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后，《社會日報》就說O. V. 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后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 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為“內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于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為“內奸”，然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英勇的戰斗，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么?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的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于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后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但他明明是有為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至于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志和別的幾種譯書為證。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并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于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斗的宣言。黃源也簽了名的。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為什么要說他們是“卑劣”? 難道因為有 《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為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卻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卻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諂”，就都是。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內奸”，終于不是，是因為他們發昏;并非胡風詐作“內奸”，其實不是，致使他們成為說謊。《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并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致記者變了造謠。胡風并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黃源未嘗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著一種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么便是“諂”，怎么便是對于我的“效忠致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產嗎?黃源“奔走于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諭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于他和我的往還，卻不見有“諂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著什么，來斷定和諂佞于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并未實見的徐懋庸，對于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于極點了。莫非這是 “了解” 了 “現在的基本的政策” 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 的嗎? 那么，可真要嚇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諂”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里面都是“二十一條”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 小不如意，就倚勢 (!)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面前，就附著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結成的前后，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斗，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這衣缽流傳不絕。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斗法寶。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后，《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卻說“鄭振鐸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于“內奸”的行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系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不過也已經胡涂得可觀。(否則，便是驕橫了。)例如他信里說：“對于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斗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諂，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 ——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 我所要問的是為什么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于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么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著惡劣的傾向” 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是的，我將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八月三一六日。

【析】 本文最初發表于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后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當時魯迅正在病中，此文系由馮雪峰根據魯迅談話的意見先整理成初稿，再經魯迅補充、修改而成。

如果從文體學的角度嚴加劃分，本文當屬雜文中的政論型類。政論型雜文多就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發表意見，既具有較強的政治性和針對性，又具有嚴密的邏輯性。這篇文章是魯迅為答復徐懋庸的信而寫的，文中針對徐信的觀點，公開闡明自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表明自己對“兩個口號”論爭的看法，駁斥了徐懋庸對自己及友人的中傷，論述和反駁都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全文分3大部分。第1部分簡單說明公開答復徐的緣由及對徐信中涉及的巴金、黃源、胡風諸友人的不實之詞; 第2部分闡明了對“兩個口號”的基本態度;第3部分回擊徐文對自己和友人的中傷。在全文重點的第2部分，首先，作者表明對于抗日的統一戰線“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駁斥了當時一部分人對魯迅的中傷。接著，表明自己對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這是對前面總的前提符合邏輯的伸展。從這個基點出發，魯迅批評了“國防文學”某些擁護者狹隘的小團體思想，批評了“國防文學”口號在解釋上所謂“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的缺陷，表示同意郭沫若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系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接下去，魯迅全面闡釋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與 “國防文學” 的關系。魯迅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是“為了推動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批評了 “左聯”某種關門主義傾向，強調了統一戰線的重要，主張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還認為，這個口號“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因此魯迅認為這個口號比“國防文學” 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同時，魯迅也認為，“ ‘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這個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于抗日運動有利益。” 鄭重地表明了 “兩個口號”“并存”的主張。全篇圍繞對待“兩個口號”論爭的基本態度這一主旨，構成幾個層次的邏輯體系，說理周嚴，具有令人折服的說服力。

本文既屬政論型雜文，用以說明道理的議論自然很多。但這種議論顯然又不同于一般議論文的議論，而具有藝術的特質，這不僅表現在其形式上議論的形象化，而且還表現在其本質上議論的情感化。在魯迅雜文的藝術構思活動中，他的情感與理性認識始終相互作用，互相滲透，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他把對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實的理性認識融化在感情的血肉之中，所以文中的議論絕不再是理性范疇的概念，而是感受形態的實寫，具有了藝術的特點和功用。這篇文章通篇表現出對徐懋庸等人憤激厭惡的感情，其中，在駁斥徐文認為“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指責的時候，連用了三個“胡說”，一串互相排比的句子，大大強化了作者憤激的情愫;在反駁徐懋庸對胡風、黃源、巴金的中傷時，議論、敘事、抒情三者結合，賦予理性邏輯語言以濃烈的感情色彩。特別是文中多處使用了反詰句式，接連對徐懋庸發出質問，更加重了文章的語勢和情感。語言藝術化的形成，主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語言的固有形態和特性;二是作家在使用過程中所賦予的情感。其中后者又是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這篇文章理融之以情，情持之以理，二者交融渾成，使議論充分發揮出藝術的作用。

最后，想談一下本文的風格。由于當時社會環境的限制，魯迅針砭時弊的雜感一般都寫得曲折含蓄，多采用 “拐彎抹角”、“引經據典”、“聲東擊西”、“文白混用”，或故意“含糊其詞”的手法。本文與他的大部分雜文不同，風格較為明快通俗，無論是闡述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和態度，抑或論述“兩個口號”的關系，還是兼論與此相關的人際關系，都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意見，情感的表達亦較直露，語言也不晦澀艱深。這說明像魯迅這樣的大作家，并非只有一副筆墨，他既能運用旨隱意藏的曲筆，亦能寫質直曉暢的文章，這主要應由雜文的內容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