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歷史散文·國語·《周語》上《邵公諫弭謗》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於于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據崇文書局覆天圣明道本，下同)

本文生動地記述了西周后期周厲王為政暴虐，用殘酷手段堵塞人民的言路，鎮壓人民的反抗，不聽邵公的苦心勸諫，結果被人民流放的史實。周厲王流放于彘，發生于前841年，那年爆發了“國人”暴動。

本文以這一事件發展的順序來進行記述，其中心是圍繞一個“諫”字。形式上是在敘事，實際上重點是在記言，從而集中突出了邵公的民本主義，贊揚了他的政治遠見。從“諫”與“不聽”的矛盾發展中揭示了人民力量的強大，暴露了周厲王的殘暴、腐朽而又虛弱的反動本質。

文章的第一、第二兩個自然段是本文的第一部分，是事件的開端，也是“諫”的原因和背景。一開頭，“厲王虐”三個字，就開門見山地點明了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虐”，可以概括周厲王為政的所作所為，“國人謗王”，是“虐”的自然發展和必然結果。“謗”不是一般說的誹謗，而是人民對周厲王為政暴虐的公開指責和批評，飽含了廣大人民在虐政統治下的無限痛苦和悲憤。在國王與國人矛盾尖銳的情況下，邵公為了維護周王朝的統治，緩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才挺身而出，告訴周厲王說：“民不堪命矣!”這樣簡短的一句話，雖然沒有說出“民不堪命”的具體情況，但卻包含了無數殘酷的事實，點明了問題的嚴重程度。可是，對于這一警告，周厲王不僅不聽，反而“怒”了起來，并進一步采取以“衛巫監謗者”的毒辣手段來殘殺人民，鎮壓人民。文中一個“怒”字，一個“殺”字，就把周厲王“虐”的內容具體化了。寥寥數語，王虐民怒的情狀，歷歷在目，使我們如聞如見。在周厲王這種高壓、殘殺的政策下，“國人莫敢言”，只好“道路以目”。表面上“莫敢言”，實際上更加大了人民的反抗，激化了人民的悲憤和仇恨，使事件自然地向更加尖銳的方面發展。周厲王如不及時地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懸崖勒馬，改弦更張，其結局可想而知。可是，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周厲王不僅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反而“喜”了起來，并洋洋得意地說“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一個“喜”字，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了周厲王殘暴外表下所隱藏的愚蠢和昏聵。利用奸細和特務監視、告密、從而殘殺人民，使人民“不敢言”，似乎政治穩定了、社會平靜了，但“于無聲處聽驚雷”，在“道路以目”之中正醞釀著一場新的、更大的反抗和斗爭。文章寫到這里，作者已經為以后“流王于彘”埋下伏筆了。

這一部分雖然寫得極為簡潔，但卻蘊涵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它依據事件本身的發展，由因及果，層層揭示，步步推進，一浪又一浪地把矛盾推向了高潮。周厲王由“虐”到“怒”，到“殺”，以至到“喜”;國人由“謗”到“莫敢言”，到“道路以目”，矛盾雙方既互為因果，又各在發展，使我們對事件的產生、發展有了極為清晰的認識。詞約意豐，作者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實在令人嘆服。雖然本文的重點是在寫“諫”，這一部分并不是文章的中心，但僅僅五十多字的記述卻為后文正面、重點地寫“諫”描述了背景，點明了原因，烘托了氣氛，從而暗示出了“諫”的必要性、合理性。表面是記了事，實際上暗寫了言，這種構思和運筆實在是匠心獨具、煞費苦心的。作者特別寫了邵公的“告”，讓他提出了“民不堪命”的議題，這就使邵公先在讀者面前亮了個相，為下文集中寫他深入全面地論述“為民者宣之使言”的道理作了個輔墊。這樣簡潔、明快而又含意豐富的開頭，在古代散文的優秀作品中，好的例證是很多的。《戰國策》中的著名篇章《觸龍說趙太后》，與本文手法相似而異曲同工。

第三自然段，是本文的第二部分。作者集中記述了邵公勸諫的具體言論，是全文的中心所在。針對周厲王沾沾自喜、既暴又愚的表現，邵公當頭棒喝，言簡意賅地尖銳指出：“是障之也。”下面詳細記述了邵公的“諫”言。邵公首先以治水為喻，說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為“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所以“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宣之使言”是邵公諫言的主導思想，也是全文的中心思想。周厲王用“障”，邵公主“宣”，針鋒相對，表現了在對待人民態度上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路線和政策。這一個“宣”字，是邵公這一政治家諫言的精華，接著，邵公緊扣“宣”字，幾乎全用排列句式，一口氣說出了十二種向天子進言的措施和方式，上自公卿列士，下至百工庶人，近臣親戚，瞍矇耆艾，直接、間接，講唱、說寫，目的是廣開言路，然后由“王斟酌焉”。只有這樣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反映，才能通過“斟酌”以改進政治措施修明政事。為了進一步說明“宣之使言”的重要意義，邵公又以“土之有山川”和“原隰之有衍沃”為喻，說明“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的道理，并明確提出：“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諫”到這里，“宣之使言”的道理和效益得到了充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揭示，從而把它提高到關系國家、人民生死存亡的高度。以下幾句，邵公把正面論述的語氣推開，連用了兩個強有力的反詰句，從反面來加強自己的議論。一方面對“壅”，也是對周厲王的“障”和“弭謗”加以批駁和斥責，一方面對周厲王沾沾自喜的表現加以反擊和否定，從而呼應了前文。“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這兩句，尖銳、鋒利，具有極強的戰斗力和說服力。相比之下，周厲王弭謗的種種做法反而顯得愚蠢可笑。

本文第二部分所記的“諫言”，論點明確，比喻貼切，論據有力，說理深刻。可以想見，作者在記述時經過一番構思和剪裁工夫，致使文字層次清楚，照應緊密。它層層說理，反復論證，義正詞嚴，委婉懇切，深入淺出，語氣多變，再加上貼切自然的比喻，更使“諫言”富有邏輯性和說服力。這不僅抓住了“言”的精華，表現出了邵公的政治遠見和見地的精辟，面且也把邵公的個性和為人描繪出來了。作為一個臣子，面向暴虐的國王進言，而且直接駁斥和否定國王的所作所為，這本身就帶有極大的政治危險性。但邵公胸有成竹，侃侃而談，曉之以大義，動之以利害，義正言婉，慷慨曲致，十分符合既是一個政治家又是一個臣子的口吻和身份。《國語》的記言，既有一定的思想高度，也有相當高的藝術水平。

最后一個自然段是本文的第三部分。它是拒“諫”的后果，事件的結局，全文的尾聲。“王不聽”三字，既進一步突現了周厲王暴虐頑固的態度，又交代了邵公苦心進諫的結果。“不聽”二字寫來好似輕松，但它是周厲王在邵公進諫后的“不聽”，對表現周厲王的“虐”和“怒”，分量和含意都重得多。下面“於是國人莫敢出言”好像是前文“國人莫敢言”的重述，實際是對“道路以目”即政治危機狀態的再一次揭示。行文的目的仍然是為了暗示“防民之口”。人民由消極抵制到積極反抗;由內心的仇恨到公開的斗爭，有力地印證了邵公諫言的正確性和重要性，證實并強調了他的政治遠見。這雖是幾句直敘其事、不加評議的簡潔記述，卻使整個事件的發展有頭有尾、有因有果，記述者的愛憎之情也巧妙地貫注在敘事之中。這樣的結尾，言有盡而意不盡，很能引起讀者深思和回味。

總觀上述，可見這是一篇簡潔、完整、生動而優美的記述文。它結構嚴謹，重心突出，前后呼應，條理分明，記述完整，生動具體。寫周厲王的暴虐、愚蠢，只用了“怒”、“殺”、“喜”幾個字，就如畫龍點睛，形象畢露;它寫人民的憤怒、反抗，只用了“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兩句，就個中見全，含意深遠。特別在記述事件的發展上，它抓著國王和國人兩條線索，互為因果，交織推進，要言不繁，簡潔清楚。邵公的諫言，更是言簡意賅，層層遞進，設喻論理，情理交融。記述者在記事和記言中喻事理、評人物的藝術表現手法十分高明，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點也非常進步，很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