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蘇洵文《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內翰執事： 洵布衣窮居，嘗竊有嘆。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于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發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于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于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于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 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于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于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 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余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

雖然，執事之名，滿于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于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圣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于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范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 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歐陽內翰即歐陽修。蘇洵《嘉祐集》中收有五篇給歐陽修的信，這是其中第一篇。嘉祐元年(1056)蘇洵送二子蘇軾、蘇轍入京應試，五月到達京師后不久，作此書上歐陽修，并附所作《洪范論》、《史論》七篇及知益州張方平等人的推薦信。歐陽修讀后大加稱賞，并薦之于朝。從此蘇洵名動京師，一時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這是一封求見信。明人茅坤說：“此書凡三段，一段歷敘諸君子之離合，見己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公之文，見己知公之深;三段自敘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見《蘇文公文鈔》卷三)

第一段將諸君子的離合與自己的仰慕和學道夾敘，曲盡其妙。行文的“婉曲周折”，尤以寫他對歐陽修等人的敬慕最為突出。信的開頭，以“洵布衣窮居，嘗竊有嘆”領起，這個“嘆”字，籠罩全段，也可以說籠罩全篇。“嘆”什么呢? 嘆人有賢與不賢之分，而“賢人君子之處于世，合必離，離必合”。正如明人袁宏道所說：“離合二句是一篇把柄，通篇所言要不出此。”(《三蘇文范》卷四)從“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到“而可以復見于當世之賢人君子”，敘慶歷新政時歐陽修諸公之合。《續資治通鑒》卷四十六載，慶歷三年的(1043)九月，宋仁宗“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時世務。……帝再賜手詔督促，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這就是“天子方有意于治”的具體內容。“范公”指范仲淹，他于慶歷三年四月被任為樞密副使，八月除參知政事，開始推行慶歷新政。“富公”指富弼，他于同年八月繼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執事”(書信中對對方的敬稱)指歐陽修，他于慶歷三年三月知諫院。“余公”指余靖，他于同月任右正言。“蔡公”指蔡襄，同年四月為秘書丞、知諫院。“尹公”指尹洙，慶歷初知涇州、渭州，參與抵抗西夏侵擾。他們都是慶歷新政的核心人物。天下人都認為這是大有作為之時，“紛紛然而起”;而蘇洵卻覺得自己“愚魯無用”，決心“退而養其心”，求其道之成。這是一折。從“不幸道未成”至“何傷”為本段第二層，寫慶歷新政失敗，歐陽修諸人之離散(被逐出朝)。慶歷四年六月以范仲淹為陜西、河東宣撫使，次年正月出知邠州，即所謂“范公西”;富弼于慶歷四年七月出為河北宣撫使，次年正月出知鄆州，即所謂“富公北”，歐陽修知滁州，余靖知吉州，蔡襄知福州，此即“分散四出”;尹洙亦“失勢”，貶監均州鹽酒稅。蘇洵深感“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矣”。這又是一折。但又轉念，世上終有善人，無須憂傷，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這是第三折。從“退而處十年”以后，是本段第三層，寫自己“道有成”而諸公“將復合為一”時的心情。皇祐四年(1052)，余靖平定了廣南儂智高之亂(“有成功于南方”);至和元年(1054)，歐陽修還朝為翰林學士，蔡襄知開封府;至和二年，富弼為宰相。這時，蘇洵由慶歷新政失敗時的“仰天嘆息”變為“喜且自賀”，這是第四折。但范仲淹、尹洙已去世，又不禁“潸然出涕以悲”，這是第五折。好在其他諸公還在世，“則又以自解”，這是第六折。蘇洵欲盡識諸公，但富弼身居相位，難以求見，這是第七折。歐陽修“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這是第八折。又因“饑寒衰老”，不能至于歐公之前，這是第九折。但十年慕望之心，豈可因衰老而不見?于是寫這封信求見，這是第十折。由此可見，第一大段是分兩條線敘述的，一是歐陽修諸公的離與合，二是自己學道的成與未成。汪玄豹補充茅坤的評論說：“茅評固然，然尤妙在第一段中，歷數諸君子離合，即將自己于道之成未成夾敘。既為第一段之線，又為第三段之根。則十年慕望愛悅諸君子之心，即十年求道之心，首尾融洽，打成一片矣。”(《唐宋文舉要》甲編卷八)

第二段稱頌歐陽修的文章。先說“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后說“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這是加一倍的寫法。從他對歐文特色的精確概括看，“知之特深”二句，確實不是自擂之詞。蘇洵一貫反對因襲前人，主張“自為一家之文”，文章應有自己的特色。他以簡煉而又精確的文筆歸納了孟子、韓愈、歐陽修、李翱、陸贄文章的特色。他認為孟子的文章，文字簡約而意思表達得很充分，文詞并不銳利險峭但卻鋒不可犯。韓愈的文章如長江大河，既勢不可擋，又深沉莫測。歐陽修的文章曲折詳密而又暢達無阻，意盡言竭而又從容不迫：“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也就是說，歐文完全可與孟、韓媲美，各有特色。而李翱、陸贄之文還不足以比歐文，李有歐文之態，陸有歐文之實。這是一種陪襯的寫法。最后進一步說，歐文“自有過人者”，“過”就過在它自有特色，如果歐文完全學孟、韓，那么即使學得惟妙惟肖，也只能達到前人水平，而不能超越前人。曾鞏在《與王介甫(安石)第一書》中說：“歐公更欲足下(指王安石)少開廓其人，勿用造語(生造的句)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可見，勿模擬，取自然，歐陽修不僅這樣要求自己，而且還以此告誡他的門人，而蘇洵論文是把握住了歐文的這一特色的。這一段文字的最后一層也以“紆余委備”見長。“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這既是在為自己“道人之善”作辯解，又是進一步的稱頌;“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這就預先堵住了“不知者”之口;“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正面回答了可能出現的責難;“不為”而又“不自知止者”，不是為了“求其悅己”，而是為了讓歐陽修知道自己是他未識面的知音(“知其知我”)。這樣，既充分闡明了自己稱頌歐文的目的，又十分周詳地堵住了可能出現的各種漏洞。

文章最后一段自述求學的經過和體會。先說獻文原因： 歐陽修名滿天下，不見其文，已知其人;自己名不見經傳，僅寫信而不獻文，不足以使歐陽修“知之”、“信之”。接著，他敘述了生活中的兩個轉折： 一是從“少年不學”到“二十五歲始知讀書”，但仍未“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二是在二十九歲再舉進士不中，三十七歲舉茂材異等亦不中(“困益甚”)后，他下決心不再走科舉之路，“遂絕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學術。”(蘇洵《上韓丞相書》)決心不再走科舉之路，讀書也就自由了。《論語》、《孟子》、韓文，以前當然也讀過，但這時他才讀出味來，由“惶然”到“駭然”，到“豁然以明”。為了應付科舉考試，為文而文，無話找話說，是寫不出好文章的。蘇洵在《權書敘》中提出了“不得已而言”，本文對此作了具體描繪，這就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好文章不是擠出來的，而是涌出來的，這是他的經驗之談，也是他在文藝理論上的一個重要觀點。蘇軾的文論和文風，深受蘇洵這一觀點的影響。前段結尾，蘇洵堵住了可能出現的“譽人以求其悅己”的責難;這段結尾，又預先堵住了“自譽以求人之知己”的責難，達到了“面譽而不為諂，自述所得而不為夸”(《唐宋文醇》卷三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