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諸子散文·孟子·《梁惠王上》《齊桓晉文之事章》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 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 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后知輕重;度，然后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后快于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 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於口與? 輕暖不足于體與? 抑為采色不足視于目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后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后必有災。”

目：“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于鄒敵楚哉! 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訴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于是矣! 愿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據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下同)

《齊桓晉文之事章》選自《孟子·梁惠王上》，是孟子晚年第二次到齊國時和齊宣王的一次談話記錄，也是《孟子》散文中最富特色、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全文以記言體的對話形式記敘了孟子對齊宣王的游說活動，充分體現了他的“仁政”主張和“民本”思想，并顯示出其犀利的筆鋒和雄辯的才能。根據對話的思想內容，全篇大致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從開頭到“然后快于心與?”孟子首先提出了“保民而王”的中心論點，為通篇定下了思想基調，統領全文，進入論辯。文章是以齊宣王所問桓文之事亦即“霸道”開篇，看似突如其來，實則開門見山，下筆即直觸主題。齊宣王姓田名辟疆，是戰國中期齊田政權的第四代國君，在位近二十年。他曾任用田忌、孫臏為將，打敗魏國，殺死龐涓，聲名頗為煊赫。他一心效法春秋五霸建立霸業。他特別傾慕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壯舉;也推重晉文公稱霸諸侯破楚救宋的偉業。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則主張“以德行仁”、興王黜霸。這樣，二者勢必針鋒相對，存在著根本沖突。齊宣王向孟子問起霸道，孟子便避其話題，先作否定之后就徑直提出了王道。他時刻不忘宣傳自己的主張，是“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的政治家。這里以理直氣壯的口氣表明了儒家對“霸道”的鮮明態度，既顯示出了自己的觀點，又反映出了人物的性格。這樣，論辯雙方迅速亮出旗鼓，設下擂臺，王道征服霸道的精彩好戲于此拉開了序幕。接下去，齊宣王問到王天下之“德何如”，孟子胸有成竹，脫口便說出了“保民而王”的答案，并夸張說：“莫之能御。”既然對方觸及了“德”，孟子當然要申述“以德服人”的主張，而反對以力服人假仁稱霸的作法。這樣，就可以綱舉目張，在下文展開話題、深入論說了。接下去孟子論述“保民而王”的內在根據在于人的不忍之心，要實現“保民而王”的途徑在于“推恩”;齊宣王沒有施行王道，不是不能，而是不為。孟子抓住齊宣王的不忍之心大作文章。他并不直截了當地指出對方有不忍之心，而是拐彎抹角地轉述了齊宣王近臣胡龁所講的一件趣事，即用齊宣王不忍見釁鐘之牛觳觫的自身行動，借以引導出他清醒的認識，表明他具備實行王道的條件：有不忍之心。這既使對方感興趣，又曲盡自己的仁德之說。所謂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在孟子看來，“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這種心是仁政之大端，王道之根本。所以，孟子在引導齊宣王確認自己有不忍之心以后，就明確地下結論說：“是心足以王矣!”這則以羊易牛的故事，由于是宣王親身所為，當然真實可信，便頓時增加了親切感和說服力，而且使抽象的說理變得形象可感了。這層意思講完后，孟子又借題發揮，再進一層點出齊宣王的“不忍”還只是見牛而未見羊，未能盡善盡美。這里故意插入百姓的誤解，使文勢頓生變化。“百姓皆以王為愛”、“牛羊何擇”、“見牛未見羊”等，孟子這一系列的話，是在引導齊宣王解決認識上的矛盾，啟發他澄清心理上的疑難。當齊宣王否認了吝嗇之后而感尷尬時，孟子馬上鼓勵他：“無傷也”，又夸贊以羊易牛的不忍之心“是乃仁術也”，并把此舉上升到了“君子”所為的高度。就這樣，宣王終于克服了認識上的障礙，引用《詩經》中的句子，表達自己的衷心悅服和激動情緒。這里孟子對齊宣王的贊揚合情入理，齊宣王對孟子的折服也很自然真摯。表明他們之間已經有共同語言，彼此思想交流也有契合之點。這就為孟子繼續闡明王道的政治主張立下了根基。也就是在此基礎上，孟子進一步申明了“舉斯心加諸彼”的意義，以及“推恩足以保四海”，可以王天下的道理。首先，孟子巧設譬喻，明確指出了齊宣王“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的癥結所在。面對齊宣王對“不忍之心”“之所以合于王者”的發問，他也不立即作答，而是信手拈來現實生活中差距頗大的兩件事，請齊宣王表態。一旦得到了齊宣王的肯定答復，他馬上又回歸到原來的話題，緊承上節的牛羊事例，點破齊宣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是“不用恩”的緣故。其實質正像力足以舉百鈞卻不肯舉一羽，又像明察秋毫卻不見輿薪一樣，是不為，而非不能。這類譬喻，寓意明晰，形象生動，而又通俗易懂。接著，孟子又再設譬喻，說明了“不為”和“不能”的區別，進一步申述了“推恩”的觀點。齊宣王所問“不為”與“不能”的區別，既很抽象難于具體回答，又難于為提問者所理解。孟子機警靈活，再次巧設譬喻，用“挾太山以超北海”說明這是“不能”，是“不為”而“非不能”。以此極為鮮明的譬喻兩相對照，含義十分精確，生動易解，并具有無法辯駁的說服力量。孟子善于觀察對方和捕捉機會，他順承論辯理勢，又開始進行正面曉喻，使說理深一層展開。先說明什么是“推恩”：敬養老人，撫愛兒童，以為如此則“天下可運于掌”。然后引經據典，借《詩經》所言強調國君的榜樣作用，說明“推恩”就是“舉斯心加諸彼”，“推恩”與“不推恩”會有迥異的后果。古代賢人勝過今人，就在于“善推其所為而已”。接著話題一轉，結合現實，聯系到齊宣王的“恩足以及禽獸”，問他為何“功不至于百姓”。這實際上還是在指出他“不推恩”，但語氣卻很和緩，感情也很殷切，并不把自己意志強加于人，而是請齊宣王從容思索。為此他還故意岔開話題，問起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等的意圖來，自然過渡到了下一段的論說。由此可見，這是全文的精彩片斷，寓意警策，邏輯嚴密，譬喻層出，波瀾迭起。

第二部分從“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到“其若是，孰能御之”。這部分緊承上文孟子所問，而由齊宣王回答開始。集中剖析了以霸取天下的害處，勸說齊宣王擯棄“霸道”，實行“王道”。孟子發現齊宣王“不推恩”并非方法問題，而如一開始急于問霸所表現的那樣，胸中有稱霸天下的強烈欲望。于是，他便暫時拋開齊宣王并不十分感興趣的論題，轉而談起他“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的問題，并且先不問其作法是否合乎仁義，只是問他動機和目的是否為了“快于心”，從而引出齊宣王的“大欲”來。孟子步步引導，窮追不舍，又直問為何?齊宣王卻“笑而不言”。這里，刻畫人物窮形盡相;敘述簡潔，富于戲劇性。孟子此時也并不需要齊宣王作答，為了給齊宣王留有余地，先故設揣度之詞，用五個問句構成排比，盤問齊王是否在肥甘、輕暖、采色、聲音、便嬖等生活方面感到不足。巧引齊宣王否認之后，便立即一針見血地指出，齊宣王的“大欲”就是要以力征服天下。這里連用“辟土地”等四個動賓詞組來表述齊宣王的“大欲”，氣勢遞增，涵義漸伸，形象地表現了齊宣王由小到大由近及遠的武力稱霸和擴張領土的野心，更反映了孟子對霸道的激烈反對。還未容齊宣王插言，孟子就馬上當頭棒喝：“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緣木求魚”比喻，警策驚人，大有危言聳聽之勢，竟使齊宣王不禁驚疑起來。孟子順勢再出危言。接著指出：緣木求魚，即使不成，并無后患;而推行霸道卻“后必有患”。齊宣王受到震動，發出想聽下去的請求。孟子又牢牢地牽著齊宣王的鼻子，運用“鄒人與楚人戰”的生動比喻，征得齊宣王對勝負判斷的答案，導出了小與大、寡與眾、弱與強無法匹敵的結論。并以這一結論為前提，再假設齊國抗衡天下數量對比是“以一服八”，自然屬于鄒人不敵楚人之列。齊國能否匹敵天下，已經無須齊宣王再作答復，強行霸道必然失敗也已經成為定論。這里連用了三則譬喻危言霸道之害，具有振聾發聵的驚醒力量。孟子完成了對霸道的擯斥，不容齊宣王喘息，隨即又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展開進一步論述。盡力引導，正面夸說，展示出實行王道仁政將會出現的美好政治局面，理想色彩極為濃郁。他時刻不忘自己的主張，“蓋(盍)亦反其本矣”，回歸中心論題，是何等及時何等迅速! 然后用五個“皆欲”句的排比鋪陳，淋漓盡致地渲染出王道仁政的教化力和凝聚力，會廣泛得到士、農、商、旅的擁護。這種天下歸心的局面，試看“孰能御之”，真可以永遠立于不敗之地。這一部分，也是文章的中心段落，它集中體現了孟子對“霸道”和“王道”的剖析論辯，行文采用了前后相聯和映照對比的方法，或取類引譬，或直言闡述，夸張而精練地分別論及了二者的不同結果，引導對方不得不從前者轉變到后者。

第三部分從“王曰：‘吾婚……’”到篇末。齊宣王自認思想糊涂，并主動求教，孟子指出了“保民而王”的經濟措施和教育措施。首先，闡述“恒產”與“恒心”二者的關系。“恒產”是指賴以生活的固定的產業，“恒心”是指安分守常的善心。這里講的就是施行王道仁政的基本內容。“恒產”是就物質而言，“恒心”是就精神而言。二者關系是前者決定后者，經濟上的能否保民，關系到教育能否成功。百姓只有足以飽身養家，才能教以禮義道德。明君要“制民之產”，使之安居樂業，否則便是“罔民”，即坑害百姓，從而使之陷于羅網了。文章結束時，連用排比句式，津津樂道地為我們勾畫出了一幅施行王道仁政的“理想國”的圖景，并滿懷信心地宣布，如此保民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可見這文章結尾是孟子本次論辯中真正闡述的主要內容，也是儒家學派的基本理論和具體主張，也更能顯示出本文的主旨。

概而言之，本文緊扣“保民而王”的中心論點展開論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推理過程：要行王道就必須擯斥霸道，保民而王;要保民就必須有不忍之心并善于推恩，要推恩就必須使民有恒產和恒心;如此，最后王道可成。這就使文章中心突出，邏輯嚴密，結構嚴謹，層次清晰。文章比較全面地展示了孟子的仁政理想和民本思想。他主張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保民而王，借以反對“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的攻伐霸道，從愛惜人力財力維護社會安定、減輕人民苦難方面講，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但他的思想和主張，在那一特定時代里行不通。他的社會經濟思想，即推行仁政的具體措施，反映了小農男耕女織、渴望溫飽的自然經濟意識。

本文為后人推重，主要在于孟子論辯的技巧和行文匠心。其成功之處，首先，孟子善于觀察論敵，揣摩對方心理，進行啟發誘導。如開篇避開問霸，直言王道，贊揚齊王的“不忍之心”，說明“不能”與“不為”的區別，以及對霸道必敗的剖析，就處處顯出他善于攻心，長于誘發。設置和轉換話題靈活機巧，把握分寸也十分得當。其次，文章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鋒犀利。論辯伊始的“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一上來就明確表示了反對霸道的激烈情緒。對齊王不推恩的譬喻剖析，三個“不用”組成的排比句子，氣勢通暢，直指目標。誘導齊王大欲的五個“不足”的句子，則如利刃剔骨，剝出了大欲的實質。難怪唐宋古文大家都推崇《孟子》，蘇洵就曾評價：“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上歐陽內翰第一書》)這里稱贊的就是孟子筆鋒一針見血地擊中要害的功效。再次，孟子善用譬喻，說明簡潔、生動。文中論述“不能”與“不為”的區別時，以“挾太山以超北海”和“為長者折枝”作為比喻;在剖析霸道的不可行時，又以“緣木求魚”作譬。這種夸張性的反差極大的喻體，含義突出，極易理解。此外“鄒人與楚人戰”、“以一服八”等，也屬此例。這些豐富生動、設想新奇的譬喻，都把抽象化的說理變得形象化了。漢趙岐《孟子注題辭》曾說：“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孟子》全書二百六十一章，竟有九十三章中使用譬喻總共一百五十九種，足見孟子是善用譬喻的語言大師。最后，是排比、呼告、反復等修辭手法的巧妙運用。本文論辯的關鍵之處是往往使用排比句式助長文勢。如“不推恩”是齊宣王的心理障礙，便用了“不用”三句排比連連相攻。齊宣王不肯暴露“大欲”，又以“不足”五句來排比，層層相誘。鋪陳王道樂土的理想境界，用“皆欲”五句排比。闡述仁政措施，也用了四層排比。這些排比句的運用，非常確切巧妙，大大增強了感染力量。文中曾有兩次呼告：“盍亦反其本矣!”又曾反復追問不對百姓推恩的原因。這類修辭方法，既有刻畫人物之妙用，又有表達感情的功效。總之，《齊桓晉文之事章》是最能體現孟子論辯才能和散文風格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