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六國論》原文與翻譯、賞析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②。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 “六國互喪，率賂秦耶?” 曰： “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③，不能獨完，故曰 ‘弊在賂秦’ 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④，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⑤，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 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⑥，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⑦。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⑧，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⑨。古人云： “以地奉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⑩，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¹¹⁾;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¹²⁾。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后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¹³⁾。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¹⁴⁾，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¹⁵⁾，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¹⁶⁾，良將猶在⁽¹⁷⁾，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¹⁸⁾。

嗚呼!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 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¹⁹⁾，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²⁰⁾。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²¹⁾，日削月割，以趨于亡。為國者勿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茍以天下之大⁽²²⁾，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²³⁾，是又在六國下矣⁽²⁴⁾!

【鑒賞】 《六國論》選自 《嘉祐集·權書》第八篇，是蘇洵未入仕途前的論文。作者以 “史論” 的方式，論述六國對秦斗爭的形勢、策略，六國滅亡的原因和歷史教訓。

戰國 (前403—前221) 是楚、秦、趙、齊、魏、燕、韓等七國爭霸的時期。楚據中原以南江淮流域，土地遼闊; 秦占西部陜、甘、川一帶，地形險固;燕擁北京、河北及遼寧半島地區; 齊守山東半島一隅，兩國距離秦國較遠; 而處于晉、陜、冀、豫之間的平原國家趙、魏、韓則在秦國的眼皮底下。盡管六國曾有過合縱聯盟之約，但秦孝公啟用商鞅變法之后，國富兵強，“遠交近攻”，各個擊破，早就圖謀吞并六國而成為霸主。楚、魏、韓受到強秦的威懾，多次賂秦，割地求和; 未曾賂秦的齊、燕又自相攻戰，哪能有力去援助鄰近秦國的趙、魏、韓?六國四分五裂，終于被秦國所滅。

由于史觀的局限性，蘇洵不可能從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策略上的失利去找六國被秦吞滅的歷史必然性。他在“賂秦”上做文章，其目的在于以古喻今，針對北宋當時時弊。北宋是個積貧積弱的王朝，對內搜刮民財，對外妥協投降，常以錢財賄賂契丹、西夏。他借題發揮，規勸朝廷吸取歷史教訓，堅持團結抗擊契丹、西夏，反對屈辱喪權、賂敵偷生的外交政策，以免重蹈六國滅亡的覆轍。作為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家蘇洵的《六國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

第一段，開門見山，提出本文的中心論題： “六國破滅”，“弊在賂秦”。緊接著圍繞“賂秦”二字，提出支撐這一中心論題的兩個論點： “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不賂者以賂者喪”。賂者也好，不賂者也好，“蓋失強援，不能獨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六國都無可靠同盟，失去國家主權，必然導致“六國互喪” 的惡果。盡管這一段只有三十多字，但論題正確，論點有力，綱舉目張，為下文的論證提供了雄辯的要領。

為何說“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 呢?第二段著重從歷史學的角度，擺事實，講道理。首先，擺出了“秦以攻取之外”的割地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六國因割地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的“賂秦而力虧”的嚴酷事實。其次，憶舊規勸，以情動人。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艱難創業，“如棄草芥”地割讓給秦國，以求“一夕安寢”，能不痛心! 再次，承上兩點所述，進一步推出了秦滅六國，“理固宜然”的邏輯定論。“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賄賂的結果，更大地助長了秦的侵略氣焰與領土野心，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導致六國滅亡。尤其“以地奉秦，猶抱薪救火” 的生動比喻，就是這種“理固宜然”的精辟概括。蘇洵以 “事—情—理”三維結構的論證方法，推導出六國 “賂—虧—滅”的三部曲式“破滅之道”，雄辯滔滔，天衣無縫。

又為何說“不賂者以賂者喪”呢?第三段，就從六國現實方面，深入剖析了這一論點的因果關系。第一層從正面角度論證。首先，以詰問自答的方法，有力闡明“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只緣與秦親善“而不助五國”，自我孤立，逃脫不了 “以賂者喪” 的命運。其次，尖銳指出： 本來燕、趙“義不賂秦”，“能守其土”，只緣于燕太子丹“以荊卿之計”去謀刺秦王未成; 趙王遷因 “洎牧以讒誅”，中了秦用重金收買內奸殺害忠臣李牧之計，兩國均“智力孤危”，同樣逃脫不了“以賂者喪”的覆轍。第二層從反面角度深化論證。假若“齊人勿附于秦”，燕君“刺客不行”，趙國“良將猶在”的話，那么，三國是有智力“與秦相較”，不至于很快覆滅的。總之，正反論辯，融情寓理，縱橫捭闔，精辟剔透，有力地證明了 “不賂者以賂者喪”的第二個分論點。

論證至此，本可結束。蘇洵為何又寫了第四、第五段文字?其目的在于古為今用，借鑒歷史經驗，向統治者獻上救國之策。鑒于宋朝開國以來，一直采取賄賂妥協的對外方針，國勢日益危弱。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與契丹締結“澶淵之盟”，每年得向契丹交納大量的銀、絹。慶歷年間，宋又答應每年向西夏交納大量的銀、絹、茶等。蘇洵滿懷悲嘆之深情，巧妙類比，真誠規勸北宋“為國者”：只要走廣封“謀臣”，重用“奇才”，堅持不行賄割地而以武力衛國之路，堂堂的大宋江山還是可以安穩的;反之，若不接受六國破滅的教訓，不以武力抵抗，繼續采取賄賂契丹、西夏的外交路線，則覆滅的下場，其悲慘更在“六國下矣”。字里行間，滲透了蘇洵對宋王朝的真誠感情。

歷代評論家常常將蘇洵的《六國論》與賈誼的《過秦論》、王安石的《封建論》相提并論，譽為中國古代策國的著名“三論”。清人朱晴川繼宋代文學家曾鞏、明代古文家茅坤之后，對蘇洵的《六國論》也作過很高的評價： “借六國賂秦而滅，以暗刺宋事。其言痛切悲憤，可謂深謀先見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