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滕振國

山河尺寸堪傷痛， 鱗介冠裳孰少多?

杜牧《罪言》猶未得， 賈生痛哭竟如何!

更無十萬橫磨劍， 疇唱三千《敕勒歌》?

便欲板輿長奉母， 似聞滄海有驚波。

康有為

詩作于光緒十一年(1885)。鄧鐵香，名承修，廣東歸善(今惠陽)人，曾任御史，直言敢諫，光緒十年(1884)改任鴻臚寺卿。時法軍入侵越南，鄧屢次上書，堅決主戰。中法戰爭結束后，他奉命赴廣西與法國合勘中越邊界，據理與法使力爭。清政府脅于法國的“罷議”，委屈求全，竟撤回鐵香，這就是詩題中講的“畫界撤還”一事。作者聞而憤然，乃作此詩以寄之。作者和鐵香是抗敵衛國的同志，聲應氣求，心意相通，因而詩歌指斥朝政，慷慨激昂，鐵板銅琵，大聲鏜錯，如海風天雨，英氣逼人。

“山河尺寸堪傷痛，鱗介冠裳孰少多?”上句描述了鄧鐵香“安南畫界”的心情。祖國的山河是神圣的，即使失去尺寸都足以傷痛；所以他據理力爭，寸土不讓。然而，他卻被“撤還”了。下句反詰道：撤還似乎是有錯，但究竟錯在中華，還是錯在法國侵略者呢?“鱗介”一詞出于楊雄《法言·孝治》：“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本指水族，這里喻指從海上襲來的法軍，語意鄙視。冠裳指戴冠穿裳的禮義之邦，即中國。一個反詰，一個“鱗介”，鮮明地表明了作者的觀點：鐵香無辜，罪在法軍；則侵略者的蠻橫和清政府的庸弱盡在不言之中。“杜牧《罪言》猶未得，賈生痛哭竟如何!”上句用晚唐杜牧的典，下句用西漢賈誼的典。杜牧志宏才高，曾作《罪言》，力陳山東形勢險要，當從藩鎮手中收回，有句云：“國家大事，某不當言；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賈誼作《陳政事疏》，主張中央集權，抗擊匈奴，論當時形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兩句合起來的意思是說，即使如杜牧、賈誼那樣才華出眾，且為國操心，又于事何補呢?語意憤激，深為鄧鐵香忠不見信，無辜被撤的遭遇抱屈，隱刺清政府屈從侵略者而自毀忠良的可鄙行徑。“更無十萬橫磨劍，疇唱三千《敕勒歌》?”這兩句更是把批判的矛頭直指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五代史·景延廣傳》載：后晉皇帝腐朽，對契丹稱“翁”，自稱“孫”，靦顏事敵，甘當“孫皇帝”。契丹得寸進尺，要其稱臣。后晉宰相景延廣堅決反對，告契丹使者曰：“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后契丹來犯，大敗。“十萬橫磨劍”就成了殺敵致勝的利器。又，《北齊書·神武帝紀》載：東魏高歡伐西魏，無功而還。高歡染疾軍中，為安定人心，勉強接見諸貴族，使斛律金唱《敕勒歌》，以勵士氣。這兩句說，現今朝廷非但武備松弛，難以御敵，甚至連斛律金那樣的慷慨悲歌之士也找不到了。這就切中了清政府國力空虛和因循茍且的弊病，顯示了作者政治家、改革家的銳利目光和過人膽魄。強敵凌逼，朝廷腐敗，忠良見棄，局勢異常嚴峻，但作者既未悲觀失望，也未消沉沮喪，而是“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康南海自編年譜》)，依舊關注著國家的命運。“便欲板輿長奉母，似聞滄海有驚波”。“板輿”，由人扛抬的轎車；潘岳《閑居賦》云：“太夫人乃御板輿”，后因用為迎養父母之詞。“滄海有驚波”，指中法戰爭后，法軍再侵福建、臺灣，意圖迫使清政府承認越南歸屬法國。這兩句說，時局不堪，自己雖欲歸隱自保，奉母盡孝，怎奈始終無法忘懷國家的安危。正是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促使作者日后公車上書，倡導變法，成為近代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領袖。

詩歌用典豐富而貼切，感情慷慨而深沉，兼有李、杜詩之趣，又富有時代特征，所謂學古而善變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