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安群劉友林

天邊青鳥逝， 海上白鷗馴。

王濟非癡叔， 陶潛豈醉人。

得官須報國， 可隱即逃秦。

身世何時定， 挑燈看劍頻。

文天祥

此詩原載《指南后錄》，從詩的內(nèi)容看，當作于因開罪賈似道而免官之時。度宗時，奸相賈似道權(quán)傾朝野，連皇帝都不在他眼里。咸淳六年(1270)，賈似道托病辭官以要挾度宗，文天祥代皇帝草擬制誥挽留，不但沒有夸贊他，反而義正辭嚴地裁責他。賈似道不悅，唆使臺臣張志立奏免文天祥的官職。此詩所詠，即是賦閑后隱居文山的感慨。

詩題《海上》，并無實在意義，只取“海上白鷗馴”頭二字為題。首聯(lián)倒裝。“海上白鷗馴”，語出杜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杜甫原本是說自己因無人舉薦，“逡逡有去國之思”(朱鶴齡語)，再也不受他人的拘束，天祥反用其意，說自己雖然免官在鄉(xiāng)，卻依然盡忠于朝廷。詩人考中狀元后曾有恭謝詩稱“報恩惟有厲清忠”，縱觀其一生，確是做到了這一點。但盡管天祥“身在江湖，心戀魏闕”，卻是“天邊青鳥逝”，無由可通消息。青鳥，神話中的鳥，它是西王母的使者(見《漢武故事》)，古詩中常指代傳遞信息之人。詩人閑居林泉，一片忠忱卻是無法上達帝聽。回想自己之所以罷官，乃是得罪了權(quán)貴。王濟，晉人，尚武帝女常山公主，“每侍見，未嘗不咨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晉書》)。“癡叔”原指王濟叔父王湛(見《世說新語·賞譽》)，在詩里，文天祥以王濟為“癡叔”自喻，說自己裁責賈似道并非“癡叔”笨伯，而是深知其中利害。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七八月以來，此血肉軀，如立于砧幾之上，齏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可見是冒了生命危險的。陶潛，即陶淵明，性好飲酒。詩人以陶淵明自比，但“豈醉人”三字道出他并未忘懷國事。詩人也知道“剛介正潔，固取危之道”，遁世隱居，才是全身遠禍的清醒選擇。“得官須報國，可隱即逃秦。”逃秦，見陶潛《桃花源記》：“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天祥此時已是無官一身輕，正可以嘗嘗隱居桃源的樂趣。他在《宣州罷任再贈》中也說“世無徐庶不如臥，見到淵明便合歸。”但是，大宋江山眼下正面臨危機，自己身為宋臣，又怎能坐視不管呢?詩人陷入了兩難的心境：為國效力，為臣死節(jié)，是詩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但朝綱紊亂，自己被排擠出朝，理想難以實現(xiàn)；歸隱山林，全身遠禍，固然不錯，卻又有違于自己的人格理想。詩人不由得慨嘆：“身世何時定?”但緊接而來的下句“挑燈看劍頻”，卻又將詩人的最終意向挑明。辛棄疾有詞云：“醉里挑燈看劍”，原來詩人的靈魂深處，還是渴望退敵建功，報效國家。一個“頻”字，道出了這種心愿的熱切。

此詩的展開層次分明，由“青鳥逝”而帶來的悵望，導致了仕與隱的心理沖突。詩人的閑居與儒家的有為思想，是構(gòu)成這一沖突的基礎，詩人直言被黜，忠于社稷卻險些罹難，又加劇了這一沖突。這種矛盾的心理是如此困擾著詩人，以致詩人反躬自問“身世何時定”，但是，這還只是詩人的表層心理，其深層心理直至結(jié)句才逗露出來。他為什么頻頻挑燈看劍呢?因為他心底有一股愛國的波瀾在奔涌，在激蕩。詩人對心理沖突的雙方面都極力鋪陳，最后陡然一筆收住，使人在結(jié)句中反復咀嚼，體味出詩的全部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