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艾治平

其一

日入空山海氣侵， 秋光千里自登臨。

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蒼生吊哭深。

水涌神山來白鳥， 云浮仙闕見黃金。

此中何處無人世， 只恐難酬烈士心。

其二

滿地關河一望哀， 徹天烽火照胥臺。

名王白馬江東去， 故國降幡海上來。

秦望云空陽鳥散， 冶山天遠朔風回。

樓船見說軍容盛， 左次猶虛授鉞才。

其三

南營乍浦北南沙， 終古提封屬漢家。

萬里風煙通日本， 一軍旗鼓向天涯。

樓船已奉征蠻敕， 博望空乘泛海槎。

愁絕王師看不到， 寒濤東起日西斜。

其四

長看白日下蕪城， 又見孤云海上生。

感慨河山追失計， 艱難戎馬發深情。

埋輪拗鏃周千畝， 蔓草枯楊漢二京。

今日大梁非舊國， 夷門愁殺老侯嬴。

顧炎武

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南明福王朱由崧弘光政權于清軍攻占南京垮臺后，這年閏六月浙江義師公推張煌言等人去臺州迎魯王朱以海在紹興就位監國。其時，鄭芝龍、黃道周、鄭鴻逵等擁立唐王朱聿鍵于福州，建元隆武，遙授顧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次年(1646)六月，清軍攻占紹興，魯王在張名振的保護下浮海南逃。同年秋，清軍入福建，鄭芝龍降清，朱聿鍵逃到汀州被俘，死于福州。《海上》詩共四首，約寫于唐王瀕臨傾覆時。作者登高望海，情滿于山，意溢于海，百感交集，注入了這組愛國思想一線貫穿而蒼茫雄渾的詩中。

其一人手擒題。“日入空山”，暮色降臨，挾著海水的腥味和濕氣的海風，侵人肌膚；放眼遠望，“秋光千里”，但只有獨自一人登臨。從“侵”字見海氣之重；從“自”字見已身之孤；情與景會，妙合無垠。詩人的寂寞懷遠，隱然可見，非只是敘事(點時、地與季節)寫景也。接云，“十年天地”，時間不謂不長，然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愈演愈烈，最后終于導致清軍入關、明王朝覆滅。戰爭連年，生靈涂炭，天地也為之衰老了。“老”，衰老，變老。語本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天若有情天亦老”。“四海”，舊指全國各處。以上四句，前二句總攬“登臨”，應題“海上”；后二句感嘆連年戰亂，給人民帶來莫大痛苦。

頸聯用典。《史記》卷28《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白鳥”，白羽之鳥，如鷗鷺之類。詩人目擊鷗鷺振羽，俯仰海面，想象它們是從海外神山飛來的；煙霧迷離，仿佛望見了那黃金做成的仙人宮殿。思緒萬千，心馳神搖，故眼前一切似虛似實，似幻似真——而這，正是詩人愛國情懷的升華。這兩句詩筆超脫，神行紙上，于空靈中使人體會到底蘊的深厚。尾聯仍承前意：謂在神山仙闕中(似隱喻明海上抗清之地)雖可過人世的生活，但如此恐也難實現烈士們復明的志愿了。“烈士”，《莊子·秋水》：“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即賈誼所稱的“烈士徇名”者，指堅貞不屈的剛強之士。《清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本)稱：“黃節注引《南疆逸史》：‘魯王之出海也，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車扈(隨從)王至舟山，黃斌卿不納。’”以為指張名振被拒事。(李瑤《南疆繹史勘本》卷六亦有記載，個別文字略異)。這里似不必如此拘泥，實則當詩人“登臨”之際，心事浩茫，環顧宇內，抗清大業屢遭挫折，拯斯民于水火者，雖仍有人在，但“欲回天地”，又絕非易事；流亡海上，也只能暫避一時。這兩句是對國事憂心如焚的浩嘆之音，從中也可窺見詩人的洞察形勢的敏銳眼光。

首聯是對當時抗清局勢的鳥瞰，歸結為一個“哀”字。“關河”，源于《史記》卷69《蘇秦傳》：“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后泛指一般山河、國土。陶潛《贈羊長史》：“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逾”。總之詩的首句是對山河易色，國土淪喪，遍地瘡痍的概述。接云“烽火照胥臺”。“胥臺”，姑胥臺的省稱，即姑蘇臺。在今蘇州市西南山上。《越絕書·吳地傳》：“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游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窺百姓，去縣三十里”。越國攻吳，吳太子友戰敗，遂焚其臺。順治二年(1645)六月七日，清軍攻占蘇州。從字面看這句似指此事。但這年四月以后，大江南北還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先是四月二十五日清軍攻陷揚州，史可法被執，不屈遇害。清軍下令屠城，十日封刀，被殺者八十余萬人。五月十五日清軍進入南京，弘光政權亡。此后江陰和嘉定兩城人民又進行了驚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斗爭。所以這“徹天烽火”實涵蓋了大江南北廣袤地域即“滿地關河”的火與血，并非專指某一地。由此以下具體寫諸王的或亡或遁或處于風雨飄搖中之“哀”。“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幡海上來。”“名王”見《晉書》卷6《元帝紀》：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說司馬氏五王南渡，后來瑯琊王司馬睿即帝位，是為晉元帝。“江東”，自漢初至隋唐稱自安徽蕪湖以下的長江下游南岸地區為江東。“降幡”，降旗。劉禹錫《西塞山懷古》詠晉朝王浚率水軍攻吳，吳王孫皓投降，有“一片降幡出石頭”句。石頭城即南京。此頷聯二句似指清軍攻占南京，福王逃往蕪湖，被俘，弘光政權滅亡。

“秦望云空陽鳥散，冶山天遠朔風回。”“秦望”，山名，在浙江紹興縣東南。《水經注·浙江水》：“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為眾峰之杰，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浙江余杭縣、江蘇江陰縣均有秦望山。這里當以紹興之山為是。“陽鳥”，鴻雁一類候鳥。《爾雅·釋鳥》：“鳧雁丑”。疏：“雁，陽鳥也”。《書·禹貢》：“彭蠡既豬(潴)，陽鳥攸居”。疏：“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上句似指這年六月紹興城陷，魯王流亡海上。“冶山”，在今福建福州市舊城東北隅，山西北有歐冶池，相傳春秋時歐冶子鑄劍于此。“朔風”，即朔吹，北風。這里以朔風喻清軍。下句似指遠在福建的唐王朝朱聿鍵亦處于清軍圍攻的窘境。據李瑤《南疆繹史勘本》卷三：“大兵(指清兵)已出衢于州，于八月乙末抵仙霞關。……丁酉，王(指唐王)自延平出奔。……庚子，入汀州城。”后并云“王死于福州”。結聯“樓船見說軍容盛，左次猶虛授鉞才。”此二句緊承上意。“樓船”，有疊層的大船，古代多用于作戰。此指唐王部下鄭鴻逵等所率領的水師。“左次”，指軍中。《易·師卦》：有“師左次，無咎”的話。“授鉞才，指具有統帥的人才。上句贊唐王的“軍容盛”，下句惜其軍中尚乏統帥之才。

這首詩首聯總攬清軍入關南下后，全國各地(“滿地關河”)戰火連天(“徹天烽火”)而實際上復明之事已瀕絕境。頷、頸、尾三聯分述南明諸王的或亡(福王)或遁(魯王)或仍在危難中堅持斗爭(唐王)。作者奇希望于唐王，固因除此別無所托(此時原封永明王的朱由榔尚未即桂王位)，但更主要的是，唐王在諸王中較有作為，能較清醒的認識現實。他即位后，“勤于聽政”，“丙夜(三更)不休”，“慨然以復仇雪恥為務，布衣蔬食，不御酒肉，敕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瓷錫，帷幄被褥布帛，絕去錦繡”(《南疆繹史勘本》卷三)以及拒進美女十二人充后宮，由延平逃出猶載書十佘麓等。無疑在史稱南明三王朝(福王、唐王、桂王。又稱為“前三藩”)以及魯王中，是真正決心復明的一位。本詩中概括了豐富的內容，中二聯對偶工穩，具見詩人的藝術造詣；且深厚的愛國思想貫穿全篇，雖用典用史實較多，但挾情韻以行，仍不失為詠史詩中的杰作。

這首詩以歷史的殷鑒反對乞師日本和寄復明希望于唐王，從而表現出作者的愛國情懷。首聯用高度的概括敘述了一段史實。“南營乍浦北南沙，終古提封屬漢家。”“乍浦”，鎮名。在浙江平湖縣東南部，濱臨杭州灣。元置市舶司，開港對外貿易。“南沙”，位于上海崇明縣南。《明史》卷91《兵志》：“嘉靖二十三年，時倭寇縱掠杭、嘉、蘇、松，南京御史屠仲律言五事，其守海口云：守鱉子門乍峽(即乍浦)，使不得近杭、嘉。”原來明朝建國后，日本處于南北朝分裂時期，割據勢力增大，幕府控制不了“大名”(諸侯)，沿海一帶的“大名”，組織沒落武士、浪人和商人，與漢奸、奸商勾結，經常武裝侵擾東南海疆，史稱“倭寇”(“倭”是日本的古稱)。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到明世宗嘉靖后期達到高潮。后來在抗倭名將戚繼光募集和訓練的金華義烏農民和礦工的“戚家軍”的打擊下，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才平靜下來，實現了“但愿海波平”的愿望。詩人在這里借其中一事，說明中華國土從來是屬于“漢家”的。“提封”亦作“隄封”，指國土。《漢書》卷23《刑法志》：“提封萬井”。顏師古注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指諸侯或宗室的封地，亦指國內四方之境。頷聯“萬里”二句下作者原注：“去年，誠國公劉孔昭自福山入海口”(福山在常熟縣北，臨長江。海口，指崇明縣海口)。按《明史》卷128《劉基傳》稱劉孔昭“崇禎時出督南京操江。福玉之立，與馬士英、阮大鋮比(勾結)，后航海不知所終。”作者以為劉孔昭航海往日本。據首聯史實，引發當前現實，詩意謂劉孔昭此舉非是，表明不可乞師日本。

“樓船已奉征蠻敕，博望空乘泛海槎。”西漢時根據地方特點訓練各個兵種，江、淮以南各郡訓練水軍，稱為“樓船”。漢武帝拜楊仆為“樓船將軍”(見《漢書》卷90《楊仆傳》。西漢張騫奉漢武帝出使大月氏等國，后封騫為博望侯)(《漢書》卷61《張騫傳》)。又，《荊楚歲時記》載：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至天河。“槎”，木筏。這里以張騫比擬劉孔昭。這兩句仍承上意，謂唐王軍隊已受命抗清復明，如劉孔昭之乘槎浮海，乞師日本，自會徒勞無益。尾聯總結前意，抒“登臨”之感：唐王的軍隊久望而不至，令人惆悵之極，此刻唯見寒濤東起，日落西斜，一片荒涼景色。“王師”，帝王的軍隊，出于《詩·周頌·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這首詩多用史實，用典，但愛國情愫，仍回環通首，迤邐不盡，終至呼出“愁絕”之聲。亡國哀思，痛徹肺腑，令人凄然。

前三首主要是以敘事為主，這首著重抒發詩人“登臨”之感。破題“長看白日”與第一首“日入空山”呼應，凝思低徊，心潮翻復。“蕪城”即廣陵城。鮑照作“蕪城賦”，因名。郡治故城在今揚州市東北。首聯兩句似說，遙望揚州此刻也正夕陽西下，史可法已經殉國；引領東望，孤云又從海上升起，那該是魯王漂泊處吧(魯王1653年取消監國名義，后病死臺灣)。“長看”“又見”互文見義。撫今思昔，心馳兩地，情同一脈，沉痛深哀，浮漾紙面。頷聯繼續抒懷。如今，清軍長驅南下，福王殉難，魯王浮海，國脈不絕如縷。追思山河破碎，復明之事日益陷入窘境，而詩人深情如昨，矢志不移，這是應予肯定的。但對于造成如此艱難局面，他歸之于“失計”——用兵不得法，顯然卻非主因了。蓋福王弘光政權內部矛盾重重，大權控制在閹黨余孽馬士英、阮大鋮之手，賣官鬻爵，腐朽糜爛。誓死忠于明王朝的兵部尚書史可法，駐軍揚州，卻無法節制江北四鎮的驕兵悍將。“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我頭可斷，而志不可屈”(《小腆紀年附考》卷7《史可法致多爾袞書》)，除殉國別無出路。揚州城陷，江北屏障盡失，清兵渡江，馬士英尚謂“長江天塹，敵不足慮”。南京城破之時，福王正在荒淫夜宴中。魯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鍵，這兩個政權非但不能聯合抗清，始終互爭真偽，形同水火。而對待退出北京后仍有六七十萬大軍的農民起義軍李自成、張獻忠，雖偶有局部聯合，但始終抱著“滅賊復仇”“不共戴天”的態度。弘光政權還企圖與清廷勾結，“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小腆紀年》卷一《弘光紀》)。故抗清復明瀕臨絕境，主要非由于“戎馬”(戰爭)“失計”也。

頸聯仍沿上意，回視以往。“埋輪”，敵人進攻時，埋車輪于地，以示堅守不退。《孫子·九地》：“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曹操注：“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拗”，折斷。《尉繚子》：“拗矢折矛抱戟”。“千畝”，見《史記》卷4《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司馬貞《索隱》：“千畝，地名也，在西河(即今山西)介休縣。”“埋輪拗鏃周千畝”這句，用典使事，其意不過說復明抗清的戰爭失利，接以“蔓草枯楊”之荒寒景色，喻北南二京相繼淪陷，感慨故國所處的現實。尾聯感嘆明朝已矣，自己雖存忠義之心，但卻報國無門了。侯嬴(?－前257)，戰國時魏國人。年七十歲，任大梁(今河南開封)夷門(東門)的守門小吏。后被魏安釐王之弟信陵君迎為上客。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安釐王派將軍晉鄙救趙，屯兵不敢前進。他獻計信陵君，設法竊得兵符，并推薦勇士朱亥擊殺晉鄙，奪取兵權，因而勝秦救趙(見《史記》卷77《魏公子列傳》)。作者以侯嬴自比，以大梁指清軍所占中原之地。他曾多次主張復明之計在于進擊中原。至此，詩人的“愁殺”之情汪洋恣肆，幾至臨紙嗚咽了。這與當時的無情現實是相符的。未久，“十一月，王師(指清軍)下建寧、延平等府，唐王走汀州、執而殺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詩人的希望已臨完全破滅的邊緣了。

論詩向有悲慨一格，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那樣“羽聲慷慨”之音(《史記》卷86《刺客列傳》)；如“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那樣的“悲歌慷慨”之聲(《史記》卷7《項羽本紀》)；如“大風卷水，林木為摧”，“壯士拂劍，浩然彌哀”那樣的“悲慨”之境(司空圖《詩品》)；都表現出雖悲猶壯，慨當以慷的情懷。而《海上》四首，也正是這樣的作品。借用趙翼論元遺山詩的話則是：“以宗社丘墟之感，發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甌北詩話》卷八)。本詩以敘事為主，且用事用典較多，但寓抒情于敘事，既以有限的筆墨反映出廣闊的社會生活，且韻致深厚，是同類作品中之“有滋味者也”。林昌彝稱這四首詩“無限悲渾，故獨超千古，直接老杜”(《射鷹樓詩話》)。其雄渾沉著，蒼涼中不失勁健，雖悲慨而風骨凜然，確近杜甫的“雄渾豐麗，沉著痛快”(《杜詩鏡銓》引王士禎評《秋興》語)；“云霞滿空，回翔萬狀，天風吹海，怒濤飛涌”(《杜詩鏡銓》)引陳眉公評《秋興》語)，又表現出顧炎武的獨特家國之感。古人對律詩往往偏重中間二聯，以“兩聯為主，起結輔之”。這又是和“律詩重在對偶”不可分的。這四首詩不僅對偶工穩，且無論虛實相對、數字(如“十年”“四海”等)相對，于生動空靈中，猶見氣勢筆力，使全詩振起，倍覺精彩。而“詞必己出，事必精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沈德潛《明詩別裁集》卷11)，于此詩中尤可見之。潘德輿稱“明遺民詩，吾深畏一人焉，曰顧亭林”(《養一齋詩話》卷3)，當非過譽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