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培元

拍碎雙玉斗，慷慨一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人事竟如何?百戶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后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消磨。愿替眾生病，稽首禮維摩。

梁啟超

這是時代弄潮兒梁啟超青年時期的代表作，大約作于甲午戰爭期間。1894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清軍節節敗退，戰火四處蔓延，國家危在旦夕。而以慈禧為首的腐朽的清朝統治者，卻依然尋歡作樂，全不顧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這時，赴北京參加會試的梁啟超，懷著一腔赤子之情，大聲疾呼，宣傳救國。但其愛國主張絲毫得不到清政府的重視和采納。梁啟超憂憤交加，這首《水調歌頭》就是在這種背景和心境下寫成的。

開頭一句，如平地炸雷，激昂慷慨，震人心魄。玉斗，酒器，玉制酒杯。“拍碎雙玉斗”，典出《史記·項羽本紀》：劉邦赴鴻門宴時，“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亞父，指項羽謀士范增。)后劉邦逃脫，托張良代獻，項王受白璧，“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劉邦)也!’”這首詞借用范增憤慨情事，表現作者愛國志向不能實現的憤激之情。原文“撞破”，已顯氣憤之狀，本詞改用“拍碎”，其激憤程度，感情的噴發力，顯得格外強烈。可謂氣沖凌云，聲可裂石。其氣勢與力量，與宋代民族英雄岳飛《滿江紅》詞開頭“怒發沖冠”，可相媲美。足見作者遣詞造句的藝術功力。“慷慨一何多”，意指充滿正氣的情感，長期積聚，一旦爆發，則勢不可收。這句是借用詞人張惠言《水調歌頭》中的詞句，原意是慨嘆人生苦短，這里卻賦予全新涵義。接著，詞人補述自己情緒為何異常激動的原因。眼見國家日衰，土地淪喪，卻又不能革除弊政，挽救時局，血性男兒怎能不“滿腔都是血淚”，更為痛苦的是，心中的“悲歌”卻無處傾吐。“三百年”句，進而評議時政，觀點鮮明。詞人認為，山河還是舊日的山河，而清王朝三百年(自1616年清建國至本詞寫作時近三百年)的國運今日之所以銷沉，乃是因為“人事”的緣故。“人事”意指慈禧太后專權，主張變法革新的仁人志士無法為國效力。作者在這里用一個詰問句，表現對晚清政治的強烈不滿。當然，清王朝走向窮途末路，并不能僅僅歸結為“人事”原因，作者未能把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來認識現實，這是一個愛國者的思想局限。“百戶”，元、明兩代的世襲軍職，掌兵百人。此代指清朝軍官。這句是說，清廷不少達官貴人醉生夢死，只圖享受，把國家的安危置之度外。“四塞已干戈”，意指祖國邊疆烽火四起，戰爭不斷。兩句對仗工整，對比鮮明，一邊是強盜入侵，國勢垂危，一邊卻是燈紅酒綠，驕奢淫逸，這強烈的反差，正是對現實的絕好寫照，這是詞人對茍且偷安的清朝統治者尖銳的嘲諷和無情的鞭笞!讀到這里，更加清楚地知道，起句所表現的雄壯情緒，決非詞人的一時沖動，在這感情風暴的后面，深深蘊藏著永久、博大的愛國情操。

下闋繼續展示作者壯志難酬的悲憤心情，進而抒寫自己救國救民的理想抱負。“千金劍”，武將殺敵之寶劍；“萬言策”，文臣治國之萬言書。意指武韜文略，整頓朝政、拯救國民的才干。“兩蹉跎”，指上述救國的文才武略，皆被統治者廢棄不用，落得志士光陰虛度。年輕的詞人一腔熱忱，力主變法自強，振興武力，把帝國主義趕出國土，但事與愿違，希望破滅，心中痛楚萬分。“醉中”一句，即寫作者當時的這種心情。“呵壁自語”，王逸《〈天問〉序》云：屈原放逐途中，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壁間畫有天地山川神靈及古圣賢等，乃作《天問》，“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詞人用此典故，顯然是以愛國詩人屈原自況。屈原因愛國理想不能實現，在《天問》一詩中一連提出一百幾十個問題，表現對傳統思想的批判精神，發泄其胸中的不滿和積憤。同樣，梁啟超對現實政治也有很多疑問郁結于胸，而又無處訴說，只能在酒醉后學屈原樣“呵而問之”。“醉”是短暫的，一當“醒”來，則悲痛加劇，涕淚“滂沱”了。“醉”亦痛苦，“醒”亦痛苦，作者何時不是生活在痛苦中耶?!一位深切熱愛祖國母親的赤子形象，繪聲繪形，宛然在目。“不恨”三句，對造成痛苦心境的原因作進一步的說明。梁啟超寫有《少年中國說》，并以“少年中國之少年”為筆名發表過文章，根據作者對“少年”一詞所賦予的嶄新含義，這里的“少年心事”，當指除舊布新，改造中國的博大抱負。韶華逝去，作者并不因此而嘆息，最為擔憂和害怕的是，那救國救民的宏愿卻大半消磨在時間的流水中了。很想對國家有所作為，而現實卻逼他無所作為，這“有”和“無”的矛盾所帶來的苦悶，時時糾纏纏著他的心。在這種境況下，或許有的人會悲觀沉淪，消極遁世，但梁啟超決不是這樣，詞的最后二句，充分顯示作者改造社會的積極進取精神。“病”，苦難。“愿替眾生病”，言作者情愿為老百姓承擔在國難中遭受的種種苦痛。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胸懷，實在令人感佩。“稽首”，叩頭到地，是一種最虔誠的大禮。“維摩”，也譯稱“維摩詰”，和佛祖釋迦牟尼同時的一位佛圣，印度大乘教的祖師。這里并非說真要拜倒在佛的腳下，而是取佛教以解脫眾生苦難為本之義，表示作者愿為解救國民痛苦而繼續追求真理。1895年5月，梁啟超追隨老師康有為，聯合在京的一千二百多名舉人，發動了震動全國的“公車上書”。1898年6月，他又積極參與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維新”運動，這些救國之舉，有力印證了作者在這首詞的末尾所表達的崇高的愛國思想。

時勢造詞人。晚清統治者的腐敗和岌岌可危的國勢，使一些愛國憂時的文人走上變革社會的道路，他們用詩詞為武器，直接為現實斗爭服務。梁啟超的這首詞，正體現了這一時期進步文學的特點。全詞感情濃烈，直抒胸臆，愛國之心，躍然紙上，塑造了一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感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