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美林

歐羅巴即西洋也，自古不通中華。明萬歷末，其國人利瑪竇等始來，以天文奇器售其求。招集徒眾，欲行所奉天主之教，識者憂之。

迢迢歐羅巴， 乃在天西極。

無端飄然來， 似觀圣人德。

高鼻兼多髭， 深目正黃色。

其人號多智， 算法殊精特。

外此具淫巧， 亦足驚寡識。

往往玩好物， 而獲累萬直。

殘忍如火器， 討論窮無隙。

逢迎出緒馀， 中國已無敵。

沉思非偶然， 深藏似守默。

此豈為人用， 來意良叵測。

側聞托懋遷， 絕遠到商舶，

包藏實禍心， 累累見蠶食。

何年襲呂宋， 翦滅為屬國。

治以西洋法， 夜作晝則息。

生女先上納， 后許人間適。

人死不收斂， 焚尸棄山澤。

慘毒世未有， 聞者為心衋。

非族來何為， 窮年寄茲域。

人情非大欲， 何忍棄親戚?

諒非慕圣賢， 禮樂求矜式。

皇矣臨上帝， 鑒觀正有赫。

程廷祚

這首五古是清初學者程廷祚所作。建國后新編的古詩選本中未見此詩入選，但其實卻是一篇值得十分重視的詩作。朱緒曾《國朝金陵詩征》、張應昌《清詩鐸》曾予選錄，但以小序為詩題。近年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亦曾收入，題作《憂西夷篇》。

此詩作于乾隆年間。明朝中葉以來，西方殖民主義者派遣了大量傳教士來我國傳教。這些傳教士表面上表示服從中國政府法令，遵循中國禮儀風俗，同時學會運用漢語，并以他們所掌握的正在發展中的科學技術為手段，吸引朝廷官吏和廣大士人，日積月累地進行滲透，進而影響和勸化我國民眾以達到以傳教輔助侵略的目的。他們逐步站穩了腳跟，例如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龐迪我、鄧玉函、湯若望等人還先后進入北京欽天監供職。我國自十三世紀以來，一直采用郭守敬歷法，相沿日久，推算有誤。利瑪竇就利用中國歷法存在的問題，開始制定新歷法，鄧玉函、湯若望等繼續進行。清政府建立后，出自改朝換代的需要，于順治二年(1645)采用了他們所創制的新歷，稱為“時憲歷”，此時入掌欽天監的湯若望還被賜號“通玄教師”。順治皇帝福臨對之寵信有加，而湯若望也借此出入宮廷，結交權貴。傳教活動自此甚為頻繁，沿海地區自不必說，甚至內地也建立了教堂，招收了眾多的教徒。到康熙朝晚期，也就是程廷祚活動的年代，全國已建立教堂近三百座，受洗教徒近三十萬人。僅以京城北京一地而言，就有教堂三座、公學一所。三座教堂每年剝削中國人的款項達十八萬法郎之多。至于各省傳教士更是廣置田產，開設字號，巧取豪奪，橫行不法。這些傳教士雖然也傳進了一些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表面上也似乎遵守“天朝”律令；其實，刺探機密，盜竊情報，甚至干涉中國內政，插手朝廷立嗣，因而也受到朝廷的禁抑。如康熙帝玄燁盡管一度任用過傳教士徐日升、張誠、白晉等人，但后來也終于認識到“海外如西洋諸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東華錄》卷二十四)，從而禁止他們進行傳教活動。此后，歷經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等朝，也曾一再重申禁止傳教的命令，盡管京城傳教士有所減少，但在全國各地依然為數甚眾，尤其是一些官吏和士人對傳教士的罪惡用心仍然缺乏認識。在此背景下，程廷祚乃有《憂西夷篇》之作。

這篇五古雖然只有四十二句二百一十字，但卻反映了極為豐富的內容，如前所述，在詩人活動的年代，面臨著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傳教為手段而意圖蠶食我國的局面，作者對這一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深切的憂慮。這些，都在詩篇中有所表現，題目著一“憂”字，正反映了作者是“識者”之一，對這一局面是十分關心也十分焦心的。首四句即點明處在“天西極”的“歐羅巴”何以從“迢迢”千里之遙“飄然”而來中國；這豈是無緣無故的么?當然，他們口口聲聲是來朝拜“圣人”一一“天朝”帝王的圣德。然而，作者并不相信這一冠冕堂皇的說法，用一“似”字即表明詩人對他們“飄然”而來的動機是有所懷疑的。五到八這四句，則以鼻高、髭多、眼凹來描寫他們的形貌與我族不同之處，真可謂畫龍點睛之筆了；又以“算法”概括“歐羅巴”人之“多智”，也十分精當，在傳教士輸入的西洋科學技術中，也的確以天文歷算最為我國朝野所重視。九到十二這四句，借傳教士輸入的某些器物加以發揮，稱這些器物無非是“淫巧”而已。這些表明詩人認為這些器物雖然奇巧但卻無益，只是供人玩賞的“玩好物”，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的觀念來看，這些“淫巧”實不足稱道。但一些“寡識”之士卻驚嘆于它的奇巧，不惜以高價收買，而使這些“歐羅巴”人獲得巨額利潤。詩人在慨嘆之中顯然寓有貶斥之意。十三到十六這四句，承前四句而來，進一步指出他們這種“淫巧”不僅僅表現在制作“玩好物”上，而且也表現在制作“殘忍”的“火器”上。這些“歐羅巴”人更是無遺無隙地深探窮究殺人武器的制作技巧。即使他們以所掌握的“緒馀”——次要的“火器”來對付我們，我國也無以抵制。這表明詩人對“西夷”的侵略武力是有足夠的認識的。十七到二十這四句，更從他們“沉思”、“深藏”的表現，推側他們的“來意”以及“守默”的用心，必然不是“為人用”而是另有企圖的。二十到二十六這六句，則具體揭發出他們“叵測”的來意以昭示國人。他們在“懋遷”的幌子下，從絕遠地方駛來商船，販運買賣，其實是包藏著侵略我國的“禍心”的。詩人還以西班牙侵略者強占呂宋為屬國的具體事實坐實他們這一“禍心”。二十七到三十這四句，則抨擊西洋的丑陋習俗，嘲諷他們普遍沉溺于夜生活，對于“生女”先行“上納”的初夜權更是予以譴責。三十一到三十四這四句承上而來，這四句講的是“火葬”，從我國一向重視入土為安的“上葬”觀念來看，這自然是令人“心衋”(xí傷痛)”的。三十五到三十八這四句，詩人更是大聲疾呼：這些非我族人究竟來做什么?為什么要長年累月地住在我國?如果不是為了追求極大的物質利益，又何忍離親別友不遠萬里而來?最后四句則是回答上面的疑問：他們決非仰慕我國的圣賢，也非重視我國的禮樂。因此，詩人呼吁最高統治者要識別他們“叵測”的“來意”。總之，詩人一心想把自己對“西夷”侵略的憂慮告訴廣大人民，告訴朝廷在位者，因而全詩寫得通俗易懂，很少用典，即使化用既往詩句，也極自然，不露痕跡，如最后兩句顯然是從《詩·大雅·皇矣》首四句“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化來，但已同己出，明白如話而十分妥貼。其次是敘事之中夾雜議論，用已經發生的事實作為自己“憂”慮的佐證，使得作品的抨擊力量更其沉重，如以西班牙占領呂宋島為例揭發殖民主義者的“禍心”，就令其無可辯駁。

張應昌《清詩鐸》云：“是詩在夷亂華八十載前，已見其端。”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更將“西洋夷人”侵華的年代加以排列，說：“香山縣澳門之有西洋夷人，自(明)嘉靖十四年(1535)始。西洋夷人之聚居于澳，自(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始。……我朝(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始來通市，雍正七年(1729)后互市不絕。嗣是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去。乾陵間，程啟生征君(廷祚)《憂西夷篇》云云。……蓋夷人狡黠，百年前已見其端矣。”這兩則記敘都肯定了這篇詩作對“西夷”的“禍心”早有驚覺。其實，詩的作者程廷祚的驚覺不僅表現在這首五古中，而且表現在他們傳奇《蓮花島》中。此則鮮為人知，即使卷帙浩繁的《清詩紀事》也未曾言及。程廷祚此劇雖未見傳本，但乾隆年間金兆燕曾經讀過，并為之作序。程廷祚文集中還有《蓮花島記略》一文，題后自注云：“后演為傳奇，與此頗異”從這篇文章亦可窺知“傳奇”大意，依然如同這篇五古一樣，是譴責“自稱天主耶穌相傳”的“泰西游蠶圖”的侵略行徑，揭發他們“善作炮火兵器”、“乘巨艦行劫海上”的海盜作為，頌揚抵抗侵略取得勝利的高正乾、唐楚材等人物。總之，如能與《記略》一文同時閱讀這首五古，當更能了解當時的局勢，也更能深切地理解詩人喚醒國人的良苦用心。自然，詩中也夾雜有某些狹隘保守的觀念，如對“火葬”的見解就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