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耿百鳴

燕丹善養士， 志在報強嬴。

招集百夫良， 歲暮得荊卿。

君子死知己， 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 慷慨送我行。

雄發指危冠， 猛氣沖長纓。

飲餞易水上， 四座列群英。

漸離擊悲筑， 宋意唱高聲。

蕭蕭哀風逝， 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 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 且有后世名。

登車何時顧， 飛蓋入秦庭。

凌厲越萬里， 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 豪主正怔營。

惜哉劍術疏， 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 千載有余情。

陶淵明

陶淵明的詠史詩寫得不多，但都非常出色，它們在追憶古人事跡，描述古人精神的同時，滲透了詩人強烈的愛憎之情，抒發了詩人崇高的社會理想。這首《詠荊軻》，則是陶淵明詠史詩的杰出代表作。

宋元明清不少詩論家認為，陶淵明經歷了由晉到宋的易代巨變，對宋武帝劉裕的弒奪之舉很是憎惡，因寓有報仇之志，此詩對此而發，以秦王政譏劉裕。這樣來理解這首詩和陶淵明的創作思想，視野未免狹隘了。盡管陶淵明有著“少時壯而厲，撫劍獨行游”的經世致用思想，有著不那么“靜穆”的感情，但到了晚年，他畢竟是個參透世事而又淡泊自守的隱士。他雖然保持著政治理想和行為節操，但這種理想無疑有著更深廣的內涵，帶有更普遍的意義。就此詩而言，無疑是借詠荊軻刺秦王之事抒發其除暴安民的政治理想，以及對抗暴義士的仰慕之心。其意義自非一時一事所能局限。

全詩三十句，前四句敘燕太子丹為報秦仇，養士得荊軻。次十六句寫太子丹及門人與荊軻送別的場面。后八句寫入秦行刺的經過。末兩句詩人深嘆。其中送別是全詩的重點。燕丹，即燕太子丹。養士，指春秋戰國王公貴族招養門客的風尚。報強嬴，嬴是秦王的姓，太子丹曾入秦作人質，與秦王政頗有過隙，逃回燕國。時值秦王政兼并六國之時，太子丹為抗強秦，招募壯士，借向秦國奉圖獻地為名，刺殺秦王政。詩從兩個角度寫了太子丹和荊軻的意氣相投：善養士，寫太子丹的高義；百夫良，則襯出荊軻的超拔不凡。開篇數句，君臣二人的政治抱負，性格角色和彼此關系已表述明確。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開始，詩漸入高潮。士為知己者死，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條基本的價值觀念，何況這種知遇又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之上，故稱“知己”。因而荊軻提劍出京便是義無反顧了。這兩句不僅照應了“善養士”，也照應了“報強嬴”。“素驥”指白馬，或指披掛白色的馬及馬車。此句暗與史實相合，《史記·刺客列傳》寫送別時道：“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詩人以點代面，寫出了送行的悲壯慷慨的氣氛。默默之際，唯有廣野馬鳴，平添了幾分蒼涼。繼上四句敘述了出京、送別之后，詩人情中有馳，插入了二句情景描寫：“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詩人以遒勁的語言渲染了荊軻的英雄氣概，“雄”、“猛”之不足，再動以“指”、“沖”，活活表現出了荊軻豪氣干霄的雄姿。重筆烘托出了壯士出京、送別時的精神風貌。“飲餞易水上”四句寫飲餞悲歌的情形，又轉入了敘述。“列群英”與“百夫良”筆法相同，以群英薈萃襯出荊軻一星獨燦。高漸離，燕人，與荊軻交厚，善擊筑(一種古代弦樂器)。《史記》本傳載：“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這四句基本上描述這段史實，只是將唱歌者換成了燕國勇士宋意。慷慨赴難，本是荊軻的悲事，然將悲歌改成從送者口中唱出，這種悲哀乃有了更普遍的意義。為拯救天下，保國安民，滿懷正氣而又心知一去不返，這種悲哀當然不只屬荊軻一人，也不屬于燕國一國，它屬于整個時代，整個歷史。“蕭蕭哀風逝”六句，又是大段的穿插，用情景描寫來強化悲壯的氣氛。這六句基本上是《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發揮，比質樸的古辭描繪得更細膩，更富有悲涼慘淡的韻味。詩到此處，讀者心頭不僅充滿著對英雄的崇敬，同時也不可抗拒地被詩人帶入了易水河邊那個凄厲悲壯的世界，為之動容，為之悄然而涕下。

“登車”八句，敘入秦獻圖刺嬴事，筆力矯健，敘述簡練。詩人意在闡發荊軻除暴安良的抱負和視死如歸的精神，非為記頌史實而來，故這段描述毫無贅筆，節奏特快。上句“登車”，下句已“入秦庭”；“越萬里”、“過千城”均一行帶過，獻圖刺嬴也只有五個字。這里，詩人專門用一句詩來形容秦王的“怔營”狀態，用兩句詩來嘆惜荊軻的失利，這是兩層補充含義。首先，荊軻事敗身死，令萬世之人遺憾，詩人拈出秦王政“怔營”的狀態，無疑出于一種深深的共鳴而求取一絲安慰，畢竟將秦始皇這樣一位豪主嚇得目瞪口呆了!它本身就能給人們帶來很大的快意。其次，詩人以“劍術疏”為功敗垂成的原因，一是進一步突出了荊軻的俠氣，雖然劍術不精亦敢擔此大任，二是認為太子丹的計劃并無大錯，這樁奇功本來是可以建成的。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二句，平淡自然，余情深婉，典型陶淵明的風格。荊軻行事，敗于一時，而俠腸忠膽，卻垂名千載，這是一層廣義的理解。今時亂世，安得英雄拯生民，制暴虐，以解天下于倒懸，這是一層狹義的理解。

這首詩最成功的地方，便是完美地塑造了一個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詩中沒有正面寫主人公的抱負和理想，也沒有語言對白，但作品通過人物關系、場景渲染和主人公的行為、外形等方面的描寫，不僅寫出了荊軻誅暴扶善的正義感和見義勇為、不避身死的俠義精神，同時也寫出荊軻的豪邁氣概和深沉性格。“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寫出了荊軻的處世準則和行事的果敢決斷，“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寫出了荊軻的豪情激蕩和氣概不凡，“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更是出色地表現了荊軻臨行的復雜心理，流涕不是傷心，心驚不是害怕，而是面對崇高的事業在體驗生命的意義，這是一種極為深沉的心態。至如以“百夫良”、“群英”等襯托荊軻的杰出，以易水送客的悲情襯寫荊軻的高義，尤其是圍繞荊軻獻身精神而設置的一系列場景渲染，也都為人物形象的完善起到了襯托作用。

全詩從字面上看，是集中描寫了荊軻刺秦王的前后經過，其敘述、議論和場景描寫都圍繞這一中心而發，純屬詠史之篇。但就詩中的貶褒激越之情而言，顯然與詩人所處的激烈動蕩的社會背景和他除暴安良的政治理想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清人陶澍《靖節先生集》注說得好：“古人詠史，皆是詠懷，未有泛作史記者。”只不過陶淵明更擅長于以平淡自然之語言不露聲色地表述自己的情志。即便如此，詩人情到悲處，還是忍不住地露出了一點本相，恰如朱熹所言：“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毫不夸張地說，陶淵明是一位懷著俠士膽的隱七，或是一位過著隱居生活的俠士。無此等膽識，絕無此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