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詞，如復堂詞之深婉，彊邨詞之隱秀，皆在吾家半塘翁上。彊邨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蓋有臨川、廬陵之高華，而濟以白石之疏越者。學人之詞，斯為極則，然古人自然神妙處，尚未夢見。

這條評學人之詞。清代隨著考據之風大盛，學問化的傾向也反映到詩詞的創作中，形成所謂學問詩、學問詞。學問詩可以翁方綱為代表，因為他提倡“肌理說”，對于詩歌學問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影響一時詩風。但是，代表清代學問詩最高成績的，論者都以為是顧炎武，人稱他是學問詩人之首。關于學問詞，在浙西詞派早期已經露出端倪，他們向往南宋詞，在慢詞長調中多遣使典故。以后更逐步明顯，如厲鶚的作品，就有更多融學問于詞的顯然痕跡，再后來的詞風受到乾嘉學風的左右就更加普遍了。常州詞派所以標舉“言內意外”、“比興寄托”，部分的原因也是對詞人填詞過于賣弄學問，以至遺失了詞意這顆“玄珠”，進行糾撥。然而，學問詞并未因此而中斷延續，心襟高遠、思考深邃者，轉而將學問與寓托結合起來，實現了浙西與常州二派詞某種程度的匯通。近代學問詞人正表現了這樣的特征。譚獻、朱孝臧、王鵬運等無不如此，所以有近代“學人之詞”一說。

王國維對譚獻、朱孝臧、王鵬運三人的詞進行了比較，尤其對朱孝臧詞的風格特點作了仔細分析，并且極力突出他的創作在近代“學人之詞”中的地位。

譚獻是近代重要的詞學批評家，出入于浙西、常州兩派之間，以浙派詞人而傳常州派衣缽，對于兩派詞學在近代衍續發揮了作用。他論詞重比興寄托。所作詞編為《復堂詞》三卷、《復堂詞錄》十卷。小令、長調皆有勝作，緣情造端，“意內言外，有要眇之致”(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卷一)。王國維以“深婉”二字概括他優秀的詞作，“未刊稿”第二七條又評他《蝶戀花》詞“寄興深微”。

王鵬運(1849～1904)，字幼遐，號半塘、鶩翁，廣西臨桂(今桂林)人。以舉人官至禮部給事中，晚年主掌揚州儀董學堂。他精于詞學，輯《四印齋所刻詞》。所作詞編為《半塘定稿》二卷、《剩稿》一卷。他與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并稱“清季四家”，被視為領袖時流的一位詞人。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未刊稿”第二八條對他和馮延巳《鵲踏枝》十首非常欣賞，認為是王鵬運寫得最好的詞，說：“郁伊惝怳，令人不能為懷?！币彩切蕾p他思致隱約，含義幽遠一類作品。

王國維在這里評論的重點是朱孝臧。朱孝臧(1857～1931)，又名祖謀，字藿生，一字古微，號漚尹，又號彊邨，歸安(今浙江吳興)人。光緒九年(1883)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禮部侍郎、廣東學政。辛亥革命后，隱居上海。他交友王鵬運后始專力詞學，輯有詞籍多種，以《彊邨叢書》最著名。著有《彊邨語業》、《棄稿》等。他填詞學吳文英，旨遠言近，深而不晦，王鵬運以為能“真得”吳文英之“髓”(見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卷二引語)。王國維則指出，朱孝臧雖學吳文英，“情味”反而青勝于藍。王國維自稱在南宋詞人中，“最惡夢窗、玉田(張炎)”(陳乃乾錄自觀堂舊藏《詞辨》眉間批語)，他對吳文英詞的批評也屢屢可見。這里他對吳文英、朱孝臧詞作比較，得出的結論與王鵬運不同。他更指出，朱孝臧作詞不僅學吳文英，而且也借鑒了王安石、歐陽修的“高華”，以及姜夔的“疏越”，所以能不受吳文英詞格局的限制。前人批評吳文英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斷”(張炎《詞源》)。而“高華”、“疏越”正是以內在的氣韻流動對這種詞風進行彌補。王國維以上分析頗有中肯之處。

譚獻、朱孝臧、王鵬運三人詞都有共同的一面，就是他們都是學人之詞，所作融學問與興寄為一。王國維認為，其中以朱孝臧的成就最高，譚獻其次，王鵬運最末。本來給作者安排先后序次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公說婆說無法一致，每種說法都會有幾分根據和道理，然而又都很難得到人人首肯。所以，王國維以上的序次，也是一家之說。

其實本條評語除了以上顯著的意見之外，作者還流露出對“學人之詞”整體不甚滿意的態度。前面的話比較三位詞人高低優劣，重點揄揚朱孝臧，稱他的創作是學人詞的“極則”，“然”字一轉，帶出“古人自然神妙之處，尚未見及”，以此作為對朱孝臧本人，也是對該派詞人的總鑒定，力重千斤。整條評語或伸或屈，或抑或揚，局部詳寫長處，全體一筆貶落，運筆極有進退起伏。就批評文字寫得老到和曲盡其意而言，在《人間詞話》一書中堪稱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