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至唐中葉以后，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詞勝于詩遠甚。以其寫之于詩者，不若寫之于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王國維研究中國文學史想要回答這樣一些問題： 中國古代詩歌為什么會衰落而被詞占去了上風?詞又為什么至南宋以后也會步詩歌后塵，光彩消退，被戲曲代替了地位?而戲曲進入清代以后，為什么也不值得一提了(按王國維在對清代戲曲的評價上前后觀點有變化，參見對“未刊稿”第八條的分析)，反而是小說《紅樓夢》凌世獨立?將他的《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擺在一起，就不難發現作者這些思考清晰地貫穿于這三部著作中。這些固然也是前人尤其是梁啟超等近代文學批評家思考過的問題，王國維在前人基礎上繼續予以深思，并自覺地將西方的文學觀念融合進來，使問題和思考皆有所深化，從而又影響了之后學者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

他在《人間詞話》“初刊稿”第五四條說：“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杰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于此?！彼运麖恼w上認為，每一種文體的創作必然都是后不如前，而普遍意義上的文學則通過文體的代變，獲得新元氣，可能會不斷提高和發展。這是他對文體和文學兩者變化、發展相互關系的一個重要看法。然而，導致一種文體“始盛終衰”的“習套”具體又是些什么?王國維《人間詞話》“初刊稿”第五七條說：“人能于詩詞中不為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于此道已過半矣?！憋@而易見，“美刺”、“投贈”、“隸事”、“粉飾”，這些都是他所謂的“習套”，正是這些東西扼殺了健康的創作生命，使文學沿著斜坡往下滑落。他在本條又提出了一種意見： 將詩歌和詞當作“羔雁”，用于應酬，不用于抒情，不用于表意，詩便墮落了，詞隨之也墮落了。這說明，“羔雁”也是腐敗文學創作的一種“習套”?！案嵫恪笔切⊙蚝脱悖湃藭x謁時饋贈的禮物，這里用來比喻將詩詞當作社交應酬和奉承獻諛的工具，這是王國維十分反感的文學墮落現象，他認為，這是關系到文學升降的一個“關鍵”問題，一切正派的文學家都應該加以拒絕。

“至南宋以后，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數語，《文學小言》第十三則同樣的內容之后，作者另有說明：“除稼軒一人外?！睆娬{辛棄疾詞抒情寫意，有活潑的生命，是南宋詞的例外，不屬“羔雁”之類。王國維對辛棄疾詞評價很高，稱他為豪詞，有“雅量高致”，能“神悟”(見《人間詞話》“初刊稿”第四四條、第四五條、第四七條)，并引《青玉案》“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原作“驀然回首”)，那人正(原作“卻”)在，燈火闌珊處”句，形容“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經過的三種境界之“第三境”，即最高境界，他對辛棄疾的尊敬由此可見。“未刊稿”中沒有“除稼軒一人外”句，不等于說王國維對辛棄疾的評價改變了。至于中唐以后的詩歌、南宋以后的詞，究竟有沒有價值;歐陽修、秦觀詩歌的成績(尤其是歐陽修)，是否遠不如他們自己的詞，這些問題自然應該繼續研究，得出合理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結論，王國維的觀點僅是他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