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填詞不喜作長調，尤不喜用人韻，偶爾游戲，作《水龍吟》(詠楊花，用質夫、東坡倡和均)，作《齊天樂》(詠蟋蟀，用白石均)，皆有與晉代興之意。然余之所長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寧以他詞稱我。

人們習慣根據詞的篇制長短，將詞分為小令、中調、長調三種，一般對這三者的區分比較籠統，沒有明確的界限，只是憑各人的感覺大致做出判斷而已。也有人用絕對的量化標準對三者進行劃分，比如毛先舒《填詞名解》說：“凡填詞五十八字以內為小令，自五十九字始，至九十字止為中調，九十一字以外者俱長調也，此古人定例也。”(卷一)“定例”云云，也不過是他自己的一種說法，實際上不至于這么機械。詞早期多小令，也有一些篇制比較長的作品，這由敦煌文學《云謠集》寫卷所收的作品可見。文人填詞在早期也多喜小令，長篇非常少，至柳永才較多用慢詞長調寫作，從此寫長調的才逐漸增多，引起變化，不過，寫長調真正成為詞壇普遍的風氣，還是在南宋以后。所以，一部詞史也可以說是由小令到長調漸次展開的過程。

王國維《人間詞》絕大多數是用小令詞牌寫的，長調很少，這可以證明他“填詞不喜長調”確是事實。同時，喜小令不喜長調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詞史觀，他推崇唐五代北宋詞，貶抑南宋詞，皆與此有關。王國維說他特別不喜歡依別人均(“均”，韻的古字)填詞。因為依韻填詞就不免多了一層束縛，王國維喜歡自由抒情，各種束縛越少越好，這頗能反映王國維的個性。張炎也有填詞慎和韻的看法，“詞不宜強和人韻，若倡者之曲韻寬平，庶可賡歌，倘險韻又為人所先，則必牽強賡和，句意安能融貫?徒費苦思，未見有全章妥溜者。”(《詞源》卷下)類似的認識在詞人中也比較普遍。王國維則將這種反對和韻的態度表示得更為明確和激烈。

《水龍吟》(楊花，用章質夫蘇子瞻唱和韻)、《齊天樂》(蟋蟀，用姜白石原韻)，是王國維詞集里難得的兩首長調和韻之作。他說寫這兩首詞，“皆有與晉代興之意”。《國語·鄭語》：“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韋昭注：“代，更也。”王國維用這個典故說明，他寫這兩首詞是要與原作者爭一高低。這句話原作“皆有與晉楚爭霸之意”，后來作者將它改了，意思相近。需要說明的是，王國維寫《水龍吟》并不以蘇軾為爭勝的對象，而僅僅是指章質夫。這是因為章質夫《水龍吟·楊花詞》是原唱，蘇軾《水龍吟》是次韻，王國維針對的是原唱。這是理由之一。再者，王國維對蘇軾詞的評價很高，對他這首《水龍吟》的評價也很高。《人間詞話》初刊稿第三七條：“東坡楊花詞和均而似元唱，質夫詞元唱而似和均，才之不可強也如是。”(引文據手稿本)又第三八條：“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為最工。”聯系這些話，王國維不可能去與蘇軾爭勝是很顯然的。所以他這條詞話實是批評章質夫、姜夔的原作，并將它們作為自己比試高低的對象。

關于章質夫、蘇軾二首《楊花詞》孰高孰低，前人曾做過比較，普遍以為章詞自有其長處，而蘇軾和作更后來居上。如朱弁《曲洧舊聞》說：“章質夫《楊花詞》命意用事，瀟灑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觀之，聲韻諧婉，反覺章詞有織繡工夫。”也有一種意見對兩者極為抑揚，但是這又遭到不同的反響。魏慶之《詩人玉屑》說：“章質夫詠楊花詞，東坡和之，晁叔用(沖之)以為，東坡如王嬙、西施，凈洗腳面，與天下婦人斗好，質夫豈可比。是則然矣。余以為質夫詞中所謂‘傍珠廉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亦可謂曲盡楊花妙處，東坡所和雖高，恐未能及。詩人不公如此耳。”應該說，章質夫詞的好處是顯著的，魏慶之的評論比較公允。姜夔《齊天樂》詠蟋蟀也是一篇名作，歷來備受詞評家贊賞。張炎肯定它上下片換頭“意脈不斷”(《詞源》卷下)。許昂霄說：“將蟋蟀與聽蟋蟀者層層夾寫，如環無端，真化工之筆也。”(《詞綜偶評》)陳廷焯說：“全篇皆寫怨情，獨后半云： ‘笑籬落呼燈，世間女兒。’以無知兒女之樂，反襯出有心人之苦，最為入妙，用筆亦別有神味，難以言傳。”(《白雨齋詞話》卷二)這些評論都符合實際。王國維卻并不認為章質夫、姜夔這兩首詞有何高明，文學的欣賞趣味總是難歸一律，所以這也不妨成為一家之談。

王國維此處批評姜夔《齊天樂》詠蟋蟀詞與賀裳《皺水軒詞筌》有關。賀裳說：“稗史稱韓干畫馬，人入其齋，見干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詠燕，幾于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詠蟋蟀。……然尚不如張功甫(引其《滿庭芳》詞，略)，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兼形容處心細如絲發，皆姜詞之所未發。常觀姜論史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賞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未刊稿第三十條引及賀裳“常觀姜論史詞”云云，說明他看過《皺水軒詞筌》中的這段話。賀裳雖然對姜夔詠蟋蟀詞評價較高，不過尚有一定保留，認為它不及史達祖《雙雙燕》，也不及張镃《滿庭芳》(促織兒)。王國維對姜夔多有批評，賀裳這段話的一部分內容被他用作對姜詞的批評。王國維未刊稿第三十條又說：“然‘柳昏花暝’自是歐、秦輩吐屬。吾從白石，不能附和黃公矣。”表示在評史達祖詞的問題上，他還是同意姜夔，不同意賀裳。這恰好也說明，他批評姜夔詠蟋蟀詞是與賀裳的看法有所接近的。王國維撰寫《人間詞話》的一部分原因，是他讀清人詞話產生了一得之見和體會，便順手將自己的看法寫下來，或表示同意前人意見，或表示不贊成。研究《人間詞話》當注意王國維寫作的具體原因，從而對其詞話的含義理解得更加具體、準確。

王國維雖然稱他自己兩首和韻是“偶爾游戲”之作，語氣中又不掩自得之意。《水龍吟》：“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墜。日長無緒，回廊小立，迷離情思。細雨池塘，斜陽院落，重門深閉。正參差欲住，輕衫掠處，又特地因風起。花事闌珊到汝，更休尋滿枝瓊綴。算來只合，人間哀樂，者般零碎。一樣飄零，寧為塵土，勿隨流水。怕盈盈一片春江，都貯得離人淚。”他賦予柳絮(楊花)“迷離情思”的意象，通過哀唱其飄零墜落，對分外“零碎”的“人間哀樂”表示深切的感傷，最后化用李煜“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名句，說柳絮寧愿化作泥土，不愿飄墜江河，唯恐浩浩的江水承載太多痛苦。《齊天樂》：“天涯已自悲秋極，何須更聞愁(一作“蟲”)語。乍響瑤階，旋穿繡闥，更入畫屏深處。喁喁似訴，有幾許哀絲，佐伊機杼。一夜東堂，暗抽離恨萬千緒。空庭相和秋雨，又南城罷柝，西院停杵。試問王孫，蒼茫歲晚，那有閑愁無數?宵深漫與，怕夢穩春酣，萬家兒女。不識孤吟，恨人床下苦。”秋天蟋蟀的鳴聲，如喁喁哀訴，揮之不去，使愁者更愁，似乎詞人在世上遭遇的一切都在撩動他無限傷心，而如此的愁恨又非沉酣夢鄉中人所能理解和體諒，借助這些描寫，王國維傳遞出內心濃郁的孤獨和苦悶。這兩首既是詠物詞，又是傳情遞恨之作，物化為情，情潛入物，如水乳相融，誠是佳作，作者以此傲睨古人，亦非無緣無故。然王國維又并不以為這是填詞的最高境地，認為畢竟在和韻之外，填詞自有擺脫牽束、自由抒情的康莊通途，他自己的擅長也是在彼而不在此，希望詞學研究更多地去發現和肯定非和韻的獨創性佳構。這當然也是一種非常合理的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