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家以方回為最次。其詞如歷下、新城之詩，非不華贍，惜少真味。

王國維這條評語，因批評賀鑄，一并批評了明清詩人李攀龍和王士禎。這也反映了《人間詞話》的一個特點，即結合詩論來探討詞論。

賀鑄(1052～1125)，字方回，自號慶湖遺老，原籍山陰(今浙江紹興)，生長于衛州(今河南汲縣)。孝惠皇后族孫。任通直郎、通判泗州，晚退居蘇州。工詩文，尤擅填詞。著有《慶湖遺老集》、《東山詞》，現存詞三百余首。他的《青玉案》“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膾炙人口，盛傳一時，世人由此稱他“賀梅子”。賀鑄不僅多產，而且詞風多樣，兼具秾麗幽婉，清剛曠放，是北宋詞名家，與周邦彥并稱，歷來頗受推崇。王國維對賀鑄卻頗不滿意，《清真先生遺事尚論》(三)說： 如果“以宋詞比唐詩”，賀鑄“則大歷十子之流”。他在這條評語中又說，賀鑄在“北宋名家”中“最次”。他的這些批評產生了一定影響，如胡適《詞選》不選賀鑄，就是顯著的例子。王國維不滿賀鑄，具體是指他的詞“華贍”而“少真味”。“華贍”實際上只是賀鑄詞風的一個特點，并非全部，而“少真味”三字更無法涵蓋他寫的大多數詞作。王國維的上述批評，主要是著眼于賀鑄產生最大影響的“梅子黃時雨”一類詞，對于賀鑄來說，這其實并不能算是一種定論，因為他的詞遠遠不止是這樣一種面貌。而且，對于這一類以景語相勝的詞，也應該恰當對待，何況賀鑄這首詞的景句，是接在“試問閑愁都幾許”之后，景句本身是被詞人用來形容愁緒無窮，是因情而生，與情渾然一體的。所以我們對這條詞話，宜從王國維反對華而不實、情辭不稱去理解他的批評意圖，才比較妥當。他在《人間詞話》“未刊稿”第二五條說：“(王士禎)《衍波詞》之佳者，頗似賀方回。雖不及容若(納蘭性德)，要在浙中諸子之上。”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他對賀鑄詞其實還是有所肯定的。我們應該將這些評語聯系起來，去準確把握王國維究竟是在什么程度上對賀鑄表示不滿。

《人間詞話》提出的許多正面詞學主張(最著名者如“境界說”)，多有深刻新穎的見地，他高度肯定的詞作(如唐五代北宋詞，又如李煜、納蘭性德等人的作品)，也都是詞史上優秀的代表，這些結論都含至理在其中。然而他貶斥南宋詞，譏刺賀鑄、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雖然他所指出的缺點有些也很中肯，然而不免過甚其詞，因此招徠詞學專家不絕的質疑。不能說王國維在詞學研究中沒有偏見。而對南宋詞及這些詞人過度否定，這同時也反映出他的詞學理論雖然是深刻的，卻缺少兼容并包的大氣度。文學最崇尚個性，最不能定于一尊，詞也一樣。

下面對王國維提到的歷下(李攀龍)、新城(王士禎)作一介紹。

李攀龍(1514～1570)，字于鱗，號滄溟，山東歷城人，嘉靖進士，官至河南觀察使。他承前七子而力倡復古，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更趨極端。由于當時的文風和詩風離開秦漢、盛唐實際已經很遠，他提倡的詩文給人一種陌生化感覺，反而喚起了人們的新鮮感，從而獲得被景從的效果，所以出現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復古聲浪。李攀龍揣摩漢魏人寫古詩，揣摩盛唐人寫近體，卻能得心應手，樂在其中。如他模仿《古詩十九首》，寫了一組《古詩后十九首》，在這組詩的“引”(即小序)中，他形容說： 按這法子寫詩，好比“制轡策于垤中，恣意于馬，使不得旁出，而居然有一息千里之勢，斯王良、造父所謂難爾。”在他當然可以拿這手段自我炫耀，如果將這作為普遍的寫詩法則，難免把人引入歧途。李攀龍矜夸自己“新詩發神秀”(《集開元寺》)，雖然他的詩歌確有其特色和成績，可是模擬過甚，也淪于失真，這是該派致命傷。

王士禎(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今桓臺)人，順治進士，康熙時官至刑部尚書，謚文簡。他是清代“神韻說”的大力提倡者，也是康熙詩壇一代宗師，他的詩歌有氣力大者，而最能代表他個人特色的則是一些清揚悠遠、風致宛然的作品，即所謂“神韻”短章。可是，如果詩人寫詩純粹為了去追求縹緲幽杳的“神韻”，也不免矯飾真素，為其所累。王士禎甥婿趙執信看到了問題的癥結，他就用吳喬《圍爐詩話》提出的“詩中須有人”、蘇軾《評杜子美》“少陵詩外尚有事在”等說，作為批駁“神韻說”半含半露、虛寂空幻的立論依據，認為王士禎的詩歌缺乏真性情，“言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是屬于“詩中無人”之類(《談龍錄》)。盡管這一批評對王士禎不完全公正允當，但是確實也暴露出了王士禎的詩歌創作及其“神韻說”存在的問題。

王國維將賀鑄的詞比作李攀龍、王士禎的詩歌，指出他們都有一致的病，那就是徒具華贍，缺少真味，在王國維看來，這是屬于缺乏意境之美的卑下文字。由于前人對李攀龍、王士禎類似的批評較多(尤其是對李攀龍)，王國維將賀鑄與二人作這樣的類比，分明是為了加強貶低賀鑄的分量，其不妥之處前面已經指出了。